服务党的中心任务,中共在苏区时期的农民教育

2019-08-27 22:44栏目:一分快三在线稳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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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

育才学校创办旨趣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是从中国近代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而来的。这个历史既包括从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为起点的近代高等教育,也包括共产党创办的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为代表的红色高等教育,这是两大源头,都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后者在大学制度、办学理念等方面的影响超过了前者,奠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理念与制度基石。从高等教育史看,陕北公学等体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的雏形,是新中国新型高等教育之源、是新中国新型高等教育之根,是新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的红色基因,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不仅是在政治上争得民主,经济上摆脱贫困,而且要从精神、思想、文化上从愚昧无知状态中解脱出来,因此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周谷平主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历程——选择?融合?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土地革命伊始,中共就在根据地采取各种教育措施,力图在改造现实环境的变革实践中造就“新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专门设置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正式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教育宗旨:“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2页)。此后,苏区的农民教育有关苏区教育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四部代表作:一是张耀纶等著的《鄂豫皖苏区教育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二是李国强主编的《中央苏区教育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三是董纯才主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四是董源来主编的《中央苏区教育简论》(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它们从教育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对中共在苏区时期的教育进行梳理。本文则主要考察中共是如何通过教育实践,提高了农民素质,唤醒了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从而调动了农民革命斗争的积极性。蓬勃地开展起来,经过教育和革命洗礼的广大农民积极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之中。

陶行知

 

一、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把发展教育事业看作一种奋斗目标,更是当作一种实现革命与建设事业总目标、总任务的重要手段

一、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文化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一、育才学校之性质及其内容

我们在普及教育运动实践中,常常发现老百姓中有许多穷苦孩子有特殊才能,因为没有得到培养的机会而枯萎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这是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时时在我的心中,提醒我中国有这样一个缺陷要补足。

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历来是各国政府和政党所高度关注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个关系,涉及到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人对教育基本性质的认识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基本方向。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这一问题,争议很大,有人把教育看作救国救民的唯一希望,有人主张教育要超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之外。前一种观点即“教育救国论”,后一种观点是“教育清高论”。这两种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有其积极意义,如有利于全社会重视教育,有利于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但是,从其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来看,它们是片面的、错误的。其理论基础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们要么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将人看成是可以脱离社会而可以随意加以培养的人;要么以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为基础,将美好社会的实现寄托于人的高尚道德的培养和良好性格的塑造上。从其方法论来看,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看待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么将教育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么将教育发展与社会事业的发展隔离开来。这些观点在实践上面,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即没有正确认识教育在社会矛盾运动和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政治经济条件,忽视了教育的社会属性。

苏维埃政权在全国所管辖的区域基本上都是比较落后和闭塞的地区,封建伦理道德占主导地位,文盲占90%以上。毛泽东曾发出感叹:“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页)。当时,苏维埃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⑴育才学校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抗战建国需要用生活教育之原理与方法,培养难童中优秀儿童使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

抗战后,从国外归来,路过长沙汉口时,看到难童中也有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小孩,尤其在汉口临时保育院所发现的使人更高兴,那时我正和音乐家任光先生去参观:难童中有一位害癞痢的小朋友,但他是一位有音乐才能的孩子,不但指挥唱歌有他与众不同的能力,而他也很聪敏,任光先生给他的指示,他便随即学会。

马克思主义认为根本不存在天生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不存在一个能够超然于社会之外的教育,也不存在一个可以单纯被教育所随心所欲加以设计和改造的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教育是“资产积极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其实质就是“把人训练成机器”,为资本家创造利润。共产主义者不仅要消灭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而且还要消灭体现这种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教育关系,从而使教育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服务,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并结合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重点,具体阐明了关于教育社会地位和作用的基本主张,不仅把发展教育事业看作一种奋斗目标,更是当作一种实现革命与建设事业总目标、总任务的重要手段。党在每个历史时期教育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是否明确而且行之有效,除了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外,还取决于能否正确反映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

第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所衍生的愚民政策,使农民普遍地处于愚昧状态。“在封建地主压迫之下的中国劳苦群众,一向沉沦文化低落的黑暗地狱中间。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依然压制工农群众文化的发展。所办的学校高收学费,专门教育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养成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压迫革命运动的人才。帝国主义者的教会在中国所办的教育,养成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革命的干部。”(《关于文化教育政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5页)。毛泽东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其教育体制,“是贵族专有的教育,是重礼乐的教育,是养成支配人的教育”(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编:《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00页)。在广大苏区,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另一方面他们受封建礼教的思想禁锢,基本上排斥新生的事物,更遑论新思想、新观念了。例如,1927年前,湖北黄安、麻城等地占90%以上人口的农民大都是文盲,适龄儿童能上学的极少,现代学校几乎没有,农村私塾教授“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崇尚“杀身成仁”的封建武士精神,宣传各种封建迷信,灌输反动落后的思想意识(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第30页)。

⑵育才学校办的是建国教育,但同时是抗战教育。有人离开抗战教育而提出建国教育,挂建国教育之名,行平时教育之实。我们的看法不同,今天的建国教育必须是抗战教育,而今天真正把握中国抗战全面需要的抗战教育,必须是建国教育。育才学校从某些人的眼光看来,是“建国教育”(因为他们以为它只是培养未来的人才);但我们认为这并不保证它就是建国教育。保证它是建国教育的是在于它同时就是抗战教育。今天育才学校的儿童必过战时的生活,必须为抗战服务;必须在抗战洪炉中锻炼,否则我们便没有理由希望他们成为未来的建国人才。育才学校的教育,不是挂名的建国教育,而是抗战与建国的统一的教育,抗战建国教育。

又有一次,我在重庆临时保育院参观,院长告诉我一件令人愤愤不平的事。他说近来有不少的阔人及教授们来挑选难童去做干儿子,麻子不要,癞痢不要,缺唇不要,不管有无才能,唯有面孔漂亮,身材秀美,才能中选。而且当着孩子的面说,使他们蒙上难堪的侮辱,以至在他们生命中,烙上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二、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探寻大学发展的新道路与新模式,既开创大学发展新道路,又有力服务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大学发展与社会需求的良性互动

第二,大革命失败后,农民运动处于低潮,中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党在农民中广泛地宣传正确主张,增强农民对革命的信心。为了发动广大农民参加土地革命,一方面要使他们意识到:“民众自己的力量要靠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暴动来夺取政权推翻一切封建的力量”(《中共中央致闽北闽南临委信——对军阀战争的态度与发动农民斗争》(1927年8月27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页);另一方面要使农民明白:革命的前景是光明的,挫折只是暂时的,“虽农民运动有暂时的失败与紊乱,但在最近期间不仅客观上有新的提高的可能,而且这种重新高涨是不可免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1页)。因此,加强教育工作以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并培养革命的新后代,成为当时中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 第十七号》,张挚、张玉龙主编:《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

⑶育才学校办的是人才教育,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等组。但和传统的人才教育方法,有所不同。传统的人才教育,一般地是先准备普通的基本教育然后受专门的高等教育。我们的办法是不作这样严格的时间上的划分,我们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在开始时便同时注意其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基础教育。前者所以使儿童获得一般知能及优良的生活习惯与态度;后者所以给予具特殊才能之儿童以特殊营养,以使其特殊才能得以发展而不致枯萎,并培养其获得专门智能之基础。表面上看来,这是一般基础教育与专科基础教育之过早的区分,但根据我们的办法,这是及早防止一般基础学习及专科基础学习之裂痕。我们要及早培养儿童对于世界和人生一元的看法。倘若幼年的达尔文对于生物浓厚的爱好是发展伟大的进化论者达尔文的条件之一,那末今天提早发展儿童之个别优异倾向,实在有其理由;倘若中国近年来文化工作之脱离广泛社会实际生活,和技术专家之缺少正确的认识可以作为殷鉴,那末今天便在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教育中予以统一,防止那样的分裂倾向,实在又其必要。

以上三个印象,在我的脑子里各各独立存在了很久,有一天,忽然这三个意思凝合起来了,几年来普及教育中的遗憾须求得补偿,选干儿子的做法,应变为培养国家民族人才幼苗的办法,不管他有什么缺憾,只要有特殊才能,我们都应该加以特殊之培养,于是我便发生创办育才学校的动机。当时就做了一个计划,由张仲仁(一麐)先生领导创立董事会,并且得到赈委会许俊人(世英)先生之同意而实现,这是去年一月间的事。

坚持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时代发展大局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抽象地看待教育与其他社会领域的相互关系以及教育的作用,而是把握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具体联系,明确教育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位与作用。抗日战争期间,党领导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一切革命工作,包括教育工作,都应围绕这个中心目标。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中主张实施有利于抗战的“国防教育”,“根本改变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务之急和不合理的方法,一概废除。”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再次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第三,参加革命的干部群众和当地百姓普遍具有小农意识,其表现主要是地方主义和土客籍之间的矛盾。由于各苏区红军战士和干部的主要成分是农民,严重的地方主义在各苏区中普遍地存在,成为威胁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严重隐患。1931年1月,鄂豫皖苏区发生的“商城事件”就是由当时驻商城的32师狭隘的地方主义所引发的(参见《郭树勋关于商城及三十二师党内纠纷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29日)、《郭树勋关于商城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0年2月19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8—188页)。在赣南中央苏区,除了地方主义之外,还面临较严重的土客籍矛盾。“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4、75页)。那时土籍和客籍学生不能进同一个学校念书。客籍人被土籍豪绅封建势力压迫,被看做外来户,低人一等。井冈山斗争时期,王佐、袁文才被错杀,其深层次的根源就在于此(参见谢宏维、邹芝:《袁文才、王佐事件再研究——中共党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视角》,《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2期)。从根本上说,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都是在封建经济基础上由地主阶级搞起来的(陈正人:《创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33—34页)。

⑷育才学校办的是知情意合一的教育。中国数十年的新教育是知识贩卖的教育,有心人曾经慨然提倡感情教育、知情意并重的教育。这种主张,基本上是不错的,但遗憾的是没认清知识教育与感情教育并不对立,同时知情意三者并非从割裂的调练中可以获得。书本教育也许可以使儿童迅速获得许多知识,神经质的教育也许可以使儿童迅速地获得丰富的感情,专制的训练也许可以使一个人获得独断的意志,但我们何所取于这样的知识,何所取于这样的感情,何所取于这样的意志?知情意的教育是整个的,统一的。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育不是培养儿童脆弱的感情,而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的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坚强的意志之获得和一定情况下的情绪激发与冷淡无从割裂。现在我们要求在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发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

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就必须给与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并扫除害虫。我们爱护和培养他们正如园丁一样,日夜辛勤的工作着,希望他们一天天的生长繁荣。我们拿爱迪生的幼年来说吧,他小时在学校求学,因为喜欢动手动脚,常常将毒药带到学校里来玩,先生不理解他,觉得厌恶,便以“坏蛋”之罪名,把仅学了三个月的爱迪生赶出学校。然而他的母亲却不以为然,她说她家的蛋没有坏,她便和她的儿子约好,历史地理由她教他,化学药品由自己保管,将各种瓶子做记号,并且放在地下室里,他欣然的接受了母亲的意见,于是这里那里的找东西,高高兴兴的玩起来。结果,就由化学以至电学,成为世界有名的大发明家,虽然那三个月的学校教育是他一生仅有的形式教育,但是由于他母亲的深切的理解他,终能有此造就。像爱迪生母亲那样了解儿童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假如他的附近有化学家电学家的帮助,设备方面又有使用之便利,则可减少他许多困难。我们这里便想学做爱迪生的母亲,而又想给小朋友这些特殊的便利。
我们这里的教师们,要有爱迪生母亲那样了解儿童及帮助儿童从事特殊的修养,但在这民族解放战争中,单为帮助个人是不够也是不对的,必须要在集体生活中来学习,要为整个民族利益来造就人才。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们团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诞生于抗日救亡之际的陕北公学和随后发展的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华北大学等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服务的高等学府,为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而办学是其根本宗旨,如何在遵循教育规律和高等学校办学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服务党的中心任务,就需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探寻大学发展的新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在党的领导下办好大学,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战火中诞生和发展的大学不同于和平时期的正规高校,必须以培养革命先锋队为根本宗旨,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一致与实践运用、少而精与通俗易懂等原则开展工作。

第四,囿于经验的缺乏,加上没有受过专业指导,土地革命初期,各苏维埃政权在教育方面的措施不得力。1931年,湘鄂赣边特区召开的中国共产青年团代表大会就指出:过去团对文化运动的领导,一方面是采取了一贯的忽视观念,另一方面在进行文化工作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不少错误与缺点,如各县发生了毁庙堂、打菩萨、掘祖坟、焚宗谱等“左”的错误;忽视教育,各县化装演讲团多不起作用,新剧内容之不完善,赤色学校教授之不完善与一般的腐败现象,列宁高小的教育程度比较低,鄂东区还不是免费教育。教育不普及,青年娱乐事业没有建立,青年俱乐部的工作没有真正开展,反旧礼教、破除迷信、反封建遗毒和厉行苏维埃政权下的清洁运动做得不充分,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开始。 (《中国共产青年团湘鄂赣边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1931年6月30日),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第56—57页)。1932年秋,闽浙赣省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了前一时期文化教育工作的不足:省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县区苏维埃政府仍没有了解文化教育工作在革命过程中的教育意义,仍旧忽视文化教育工作,甚至认为在斗争环境中,只要斗争,不要文化,把文化与政治分离开来;或者认为文化工作的建立,要在革命成功以后,视文化工作为和平建设事业。在这一忽视与不了解文化工作重要的条件下,以致工农群众的斗争情绪、文化政治水平,不能适应阶级斗争环境的需要而充分地提高。(参见汪木兰:《中央苏区文化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⑸育才学校办的是智仁勇合一的教育,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尤其是目前抗战建国时期,我们需要智仁勇兼修的个人,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谈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中国童子军以智仁勇为其训练之目标,是非常有意义的。育才学校不仅是以智仁勇为其局部训练之目标,而是通过全部生活与课程以达到智仁勇之鹄的。我们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

真的集体生活必须有共同目的,共同认识,共同参加,而这共同目的,共同认识和共同参加,不可由单个的团体孤立的建树起来。否则,又会变成孤立的生活,孤立的教育,而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的精神。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我们中国现在最大的事是什么?团结整个的中华民族,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华民国。我们的小集体要成了这个大集体的单位才不孤立,才有效力,才有意义。与这个大集体配合起来,然后我们的共同立法,共同遵守,共同实行,才不致成为乌托邦的幻想。

1937年11月开办的陕北公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陕公没有按照传统大学的办学模式培养人才,而是重新研究了教育计划,决定将陕北公学改为培养干部的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学习,设立普通班和高级研究班,重点办好普通班,普通班学习时限为三四个月,高级研究班学制一年,主要培养师资。教育教学内容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培养政治、理论干部为主。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办学宗旨、教育方针一致,但分工不同、各有侧重,抗日军政大学以培训军事干部为主,教学计划是三分政治、七分军事。为了实现培养抗战干部的目标,陕北公学确立了四个方面的教育内容,即革命的政治教育、民众运动和政府方针教育、军事教育、劳动教育,其中特别重视对革命知识青年进行政治教育。

总起来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所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是苏区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另一方面是各苏区文化教育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教育工作没有普遍地开展起来。而此时,各苏区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进入了开展各项建设的阶段,在教育方面要求既要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程度,又要提高干部群众的文化程度,特别是要提高干部的看书识字的能力;既要培养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又要培养各种专门的人才(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第39页)。现实与任务的差距巨大,这就迫切要求苏区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开展对农民的文化教育。

⑹育才学校是一个具有试验性质的学校。第一,抗战以来,中国破天荒产生了儿童公育的事业,而育才学校是其中特殊的一种。我们希望将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之公育,予以充分的试验。第二,育才学校以生活教育原理与方法作为一种指导方针,我很希望将这一指导方针予以充分试验,我们深信这种试验会给予生活教育理论一些新的发展。

我们的学生要过这样的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按照他的特殊才能,给与某种特殊教育,如音乐、戏剧、文学、绘画、社会、自然等。以上均各设组以进行教育,但是小朋友确有聪明,而一时不能发现他的特长,或是各方面都有才能的,我们将来要设普通组以教育之。又若进了某一组,中途发现他并不适合那一组,而对另一组更适合,便可以转组。总之,我们要从活生生的可变动的法则来理解这一切。

陕北公学培养的是抗战干部,学员必须能够适应战争环境下的工作和生活,因此学校虽然以政治教育为主,但也重视军事教育。军事教育以急用、实用、适用为教学原则:急用,就是急切需要的知识与技能先学;实用,就是密切联系战争实际,能够使学员学以致用;适用,就是适用于工作、战斗的艰苦环境,使理论与实践知识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为使学员毕业后就能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同敌人进行斗争,陕北公学的军事教育抓住学校学制短、课时少的特点,着重教授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急用、实用、适用的游击战争方法。军事教育按照急用先学、实用多学的指导思想制定教学计划,内容包括军事授课、军事训练和军事生活管理。1938年3月,陕北公学副校长李维汉在全校大会上作报告时强调:“陕公今天的教育方针,就是要帮助青年获得抗战中实际工作的方法与民族自卫战争的最低限度的理论基础。”“我们需要把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际联系起来。”“教育方针(即训练抗战人才)是比较固定的,但课程、教材等则不能是固定的,是要依着抗战发展的需要而变更的。”因此,陕北公学规定,教学计划确定以后不能随意改变,全体教职员、学员都要为完成教学计划而努力。但计划不是固定不变的,特别是战争时期形势变化莫测,在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不能墨守成规,必须随时根据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形势对干部的需求调整教学内容和时间安排,制定出临时教学计划并组织学习。战争的紧迫性决定了陕北公学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员达到培养目标,因此安排教学内容必须采取少而精的原则。要在短时间内快出人才只能精简教学内容,但精简不等于粗糙、简单,而是要抓住关键、重点深入,对急需的知识、关键的问题有重点地深入讲解,并力求通俗易懂。例如,教员把边区货币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银元进行对比,银元因物价上涨而不断贬值,国民党还滥发纸币,使得物价每天都不相同;而边币稳定,人民生活有保障。在对重点问题深入讲解的同时,通过组织学员详细讨论,达到学深学透,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得最大的收获,使学员毕业就能从事抗战工作。少而精的原则是针对抗日战争的紧迫形势和陕北公学以办短期训练班为主的学校性质提出来的,学校在少而精地安排教学内容的基础上仍然强调刻苦学习,鼓励学员尽量多学一点、学好一点。

二、中共在苏区的教育实践

⑺育才学校全盘教育基础建筑在集体生活上。这里不是一个旧的教育场所,而是一个新的生活场所。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给儿童以什么样的教育,同时更在于如何使儿童接受那样的教育;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应有一个教育理想与计划,而在于如何通过集体生活达到那样一个理想与计划。所谓集体生活是全盘教育的基础有三个意义:

但是,育才学校有三个不是,须得在此说明:

1939年7月7日,在抗日战争爆发两周年纪念日,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一起开赴华北敌后抗日前线,开展国防教育,坚持在华北地区进行抗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华北联合大学坚持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的抗战教育方针。

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农民在乡里造反……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因此,带领农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成为中共的历史责任,各项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也应当服务于这个中心任务。

第一,集体生活是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所必需。一个不能获得这种正常发展的儿童,可能终其身只是一个悲剧。第二,集体生活可以逐渐培养一个人的集体精神。这是克服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及悲观懦性思想的有效药剂,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抗战建国关头,这种集体精神应熔化为每个人的血液里。第三,集体生活是用众人的力量集体地创造合理的生活、进步的生活和丰富的生活;以这种丰富、进步而又合理的生活之血液来滋养儿童,以集体生活之不断的自新创造的过程来教育儿童。具体言之,集体生活之作用是在使儿童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一、不是培养小专家。有人以为我们要揠苗助长,不顾他的年龄和接受力及其发展的规律,硬要把他养成小专家或小老头子。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那样的办法也是我们极反对的。我们只是要使他在幼年时期得到营养,让他健全而有效地向前发展。因此,在特殊功课以外,还须给予普通功课,使他获得一般知能,懂得一般做人的道理,同时培养他的特殊才能,根据他的兴趣能力引导他将来能成为专才。

华北联合大学应该是为抗日战争服务的一支文化纵队。因此,开展文化抗战、粉碎敌伪的奴化政策,为保卫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而斗争,是华北联合大学要努力完成的任务。华北联合大学应该是文化战线上的一块前进阵地。所以,反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教育、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便是华北联合大学的一项神圣任务。华北联合大学应该是推进华北抗战的一个有力杠杆。因而,帮助华北地区的党、政、军、民各界培养、提高各种干部,推动华北敌后的抗日战争,就是华北联合大学最主要、最实际的任务。

第一,确立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教育方针。

⑻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必须保持合理、进步与丰富,而欲保持它的合理、进步与丰富,则有两个重要的条件:㈠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与整个世界的沟通。㈡在集体之下,发展民主,看重个性。

二、不是培养他做人上人。有人误会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是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

华北联合大学培养干部的目的是为抗日战争服务,为建设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服务,为发展晋察冀边区的生产服务,反对教育独立于政治之外、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因此,院、系和专业的设置,招生对象,学习期限等,一切都要从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来确定。若抗日战争需要,而学校暂时缺乏条件去办的事,则尽力创造条件,以满足抗日战争的需要;抗日战争不需要或不急需的事,就不办或少办。在这个问题上,华北联合大学既反对认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不能办大学的无所作为的观点,也反对办大学就应该办成正规的、学科齐全的大学这种脱离战争环境实际的观点,坚持根据需要办学的方针。

苏区的教育方针是在总结各苏区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有一个逐步完善和系统化的过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宣布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管,取消一切麻痹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1932年9月,湘赣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认为:“文化教育工作,是负有铲除旧社会遗传下来的一切道德、宗教、风俗、旧礼教等封建残余恶重要作用”,因此“文化教育工作是苏维埃重要工作之一” (《第二次闽浙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1932年9月6日),转引自汪木兰:《中央苏区文化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一号训令,强调目前的教育任务“是要用教育和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目前的教育任务》,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9页)。

⑼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包含着如下几种生活:㈠劳动生活;㈡健康生活;㈢政治生活;⑷文化生活。在传统教育中有所谓劳动教育而忽略劳动生活,有所谓健康教育而忽略健康生活,有所谓政治教育而忽略政治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课堂中,讲授文化生活而忽略真正的文化生活。育才学校的生活与教育是统一的,它认定劳动生活即是劳动教育,用劳动生活来教育,给劳动生活以教育;它认定健康生活即是健康教育,用健康生活来教育,给健康生活以教育;它认定政治生活即是政治教育,用政治生活来教育,给政治生活以教育;它认定文化生活即是文化教育,用文化生活来教育,给文化生活以教育。

三、我们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干这特殊的教育。其实我们不但没有丢掉普及教育,而且正在帮助发展它。现在中国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中,必须用教育来动员全国民众觉悟起来,在抗战建国纲领之下,担当这重大的工作,所以普及教育,实为今天所亟需。是继续不断的要协助政府,研究普及教育之最有效之方法,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意识及文化水准。育才学校之创立,只是生活教育运动中的一件新发展的工作,它是丰富了普及教育原定的计划,决不是专为这特殊教育而产生特殊教育,也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做特殊教育。

为了实现培养目标,就需要把提高学员的政治素质和培养学员的业务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抗日战争要求华北联合大学培养出的学员既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坚决的斗争精神、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又掌握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众运动等方面的业务知识和从事具体的实际工作的能力。同时,华北联合大学的任务又不仅仅局限于支持抗日战争,而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还要担负起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任务。因此,华北联合大学的教育计划不仅包括抗战的知识,而且包括建国的学问;不仅包含政治、军事的内容,还包含经济建设的本领;培养出来的干部不仅是英勇的抗日战士,而且是优秀的建国人才。

同年8月,少共中央局和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决定,应该“把教育工作为着战争与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观点出发,把教育为着战争,就是说满足战争需要,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战争的发展,随着苏区的扩大与苏维埃工作发展的需要,广泛地提高群众和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来执行新的任务,以帮助战争的动员,需要经过教育的工作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苦群众的阶级觉悟”(《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1933年8月30日),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93页)。1934年1月,毛泽东在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正式提出苏区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而当前阶段苏维埃文化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其目的是“组织民众的文化生活,将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完全没有享受教育可能的广大民众,进到日益提高文化程度的地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

⑽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虽然在性质上分为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但在生活之集体性质这一点上,决定了我们的劳动生活、文化生活往往同时就是政治生活。质言之,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文化生活之解释、动员、组织的过程都是政治生活,也都是政治教育。因此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在其总的意义上说来便是一种政治生活。也就是说育才学校的政治教育笼罩着整个集体生活。

                                                (原载1951年4月《育才学校》)

为了贯彻上述教育方针,华北联合大学制定了教学原则:注意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学用一致,少而精和通俗化。要教会学员用学到的理论正确分析当前形势,用理论指导实践、解决面临的问题;要使学员能够将所学到的业务知识用于实际工作。社会科学的实验室是整个社会,社会科学的实践就是社会工作和群众工作,因此,华北联合大学要求学员既学会理论和专业知识,又能到广大群众中做好各种社会工作。

第二,在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构成中,充分涵盖了农民这个主要受教育对象的各方面代表,明确了各自的教育工作分工,保障了教育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⑴育才学校的生活是有计划的,此种有计划的集体生活之集体性决定了全部的集体生活,同时就是政治生活。同样地育才学校的集体之教育性决定了全部的集体生活,同时就是文化生活。质言之,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政治生活在集体讨论与检查中所有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之锻炼以及思考推理之应用等等,便同时是文化生活。劳动生活,健康生活,政治生活对于学生精神品格上陶冶及锻炼,便同时是文化教育。因此,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在其总的意义说来,同时又是文化教育。

 

华北联合大学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原则体现了培养学员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懂得党的方针、政策,能够扎根于群众之中解决斗争中的实际问题,成为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力量的培养目标和办学宗旨;体现了华北联合大学在敌人心脏中办学,培养革命干部的特点。

1933年4月,经人民委员会批准的《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颁布,其中规定:省、县、区、市教育委员会委员的产生,“是从群众团体(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等),政府机关报主笔,政府所在地及其附近的下级教育部长,各种文化团体,及各该级教育部内职员中之有经验者”。各级教育部均设普通教育科和社会教育科,两科有明确的分工,前者“管理成年补习教育,青年教育及儿童教育等”,后者“管理俱乐部的工作、地方报纸、书报阅览所、革命博物馆、及巡回演讲等” (《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1933年4月15日),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3—4页)。这年12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中,进一步明确规定:市以上各级教育委员会“由市区苏维埃或区属苏维埃代表,列宁小学校长,补习夜学校校长,俱乐部主任,共产青年团,工农贫农团,少先队,儿童团,女工妇代表会等团体的代表组织之”。在组织机构上,原来仅在省一级教育部设立的编审出版科延伸至市一级,负责“管理普通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各种材料之编辑,审查下级教育部及私人编辑的材料,并管理出版事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1933年12月12日),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1—2页)。在乡一级,则“由乡苏维埃制定一部分的代表,协同群众团体,组织乡教育委员会,在乡苏领导之下,发展该乡文化教育运动”,如:制定每月的教育实施计划;登记在学和失学人员情况,领导识字运动,进行扫盲;建立夜校及列宁小学;负责读报会及演讲会;解决教育经费问题;等等 (《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1933年4月15日),《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3—4页)。教育人民委员部在1934年4月颁布的《教育行政纲要》中,把这套教育组织系统进一步加以细化,形成一整套的工作程序(《教育行政纲要》(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修正),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第71—77页)。教育人民委员部在1934年6月出版的《教育通讯》第1期上,还专门刊登《区教育委员会怎样工作》和《乡教育委员会怎样工作》两篇文章,对苏区基层政权如何开展本地的教育活动进行指导 (《区教育委员会怎样工作》、《乡教育委员会怎样工作》(1934年6月30日),《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8—10页)。由于教育委员会等教育行政机构组成人员来自于各方面的代表,从而保证了各地在制定具体的教育措施时,一方面能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另一方面又使之能因地制宜地契合本地区、本行业的实际情况,促进了苏区各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⑿育才学校之集体生活在其总的意义上说来,一方面是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又是文化教育。此二者与集体生活是互为影响的。集体生活愈丰富,则政治教育愈充实,政治教育愈充实,则集体生活之政治认识的水平愈提高。同样地,集体生活愈丰富,则文化教育愈充实,文化教育愈充实,则集体生活之文化水平愈提高。

在革命局势向前发展、曙光就在前方的时刻,大学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向正规化方向发展,不断提高办学的要求,但仍然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在抗战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教育原则与教学方式。在抗战胜利后,应该把北方大学办成什么样的学校?是短训班的性质还是正规化的大学?关于办学方针的重大问题,学校领导层在较长时间内存在着分歧和争论:有人认为,由于眼前存在日益严重的解放战争危机,因此,北方大学应该以短期培训各种革命干部、人才为主;但也有人认为,北方大学的建设应该具有更长远的目光,着眼于光明的未来,尽可能地使学校建设向正规化方向发展。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则都提出学校以培养为人民服务、从事和平建国的各种专门人才为宗旨,显现出他们高瞻远瞩的广阔视野。北方大学迁到邢台潞城后不久,晋冀鲁豫解放区各地的青年纷至沓来,从国统区经由各方介绍来校的青年学生、教师、技术专家也日渐增多,迁校后的北方大学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短短的两三年内,由于得到了各方面的鼎力支持,北方大学无论在师资力量、教育设施,还是在院系专业设置等方面,都已渐渐呈现现代综合性大学的模样。

第三,基于不同层次的受教育对象及不同教育目的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教学形式,以扫除文盲为中心工作,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⒀育才学校之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在集体生活有其总的意义,要求我们确定这两方面的指导方针:㈠今天吾人正处在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纵贯在整个抗战中之最根本问题是全国精诚团结服从三民主义之领导,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毫无疑义地育才学校之政治教育应以精诚团结,服从抗战,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㈡人类历史上的文化遗产浩如瀚海,欲浩如瀚海之文化遗产全部为儿童所接受,匪特不可能,抑且与教育原理不相合。因此,育才学校今日而言文化教育,就其内容而言,必须确定以下诸点:㈠压缩地反映人类历史上重要而有代表性地文化遗产。㈡着眼哲学科学(社会与自然)与艺术之历史的发展及其在社会实践的意义。㈢着重人类进化史及中国历史的认识。

范文澜说,北方大学的教育方针,一句话概括,就是“理论与实际联系”,“都应当是对边区建设有实际意义的课程,从边区、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之实际情况出发,去确定课程的内容,才不致脱离实际。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只是上课、读书,还要有计划地到有关的地方实习。社会的实际情况常常会有某些变化,我们只有用正确的人民的立场、群众的观点、科学的方法,分析客观实际的现象,使之提升为理论,然后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到实际行动中去;行动的结果,继续丰富和发展理论的内容,才是真正的理论与实际联系”(刘葆观主编:《血与火的洗礼——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回忆录(1937—1949)》(下卷),215页。)北方大学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大胆创新,从解放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教育内容,并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设置新的院系,调整、补充、更新教学内容。例如,为解决解放区农业生产和解放战争中畜力严重缺乏的问题,农学院设立畜牧兽医系,开办兽医院,为解放区培养畜牧兽医人才;针对解放区和部队需要大批文教干部的问题,学校把教育学院改为文教学院。北方大学还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不断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补充,如政治经济学课补充介绍了大家关心的解放区合作经济发展情况的内容;学校驻在太行山上,课程内容就增加了太行区的经济问题。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医学院及时把教学重点放在外科,特别是战伤外科上,组织考察团到各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调查,了解哪些是学员必备的和急需的知识,然后归纳整理,有的放矢地安排教学内容。

当时的苏区,教育的种类有:红军教育、干部教育、学校教育、业余教育及社会教育,共产青年团、少先队以及儿童团的教育。这些不同种类的教育基本上把苏区内所有亟须获得文化知识的人都纳入其中。苏维埃政府根据受教育对象的特点,采取的具体教育实施方式不拘一格,而且教育的侧重点也有区别。

⒁最后,育才学校一般基础教育之是否可以获得成功,特种基础教育是否可以获得较多的学习时间,都要看儿童们是否能迅速地获得文化之工具来决定,这是一个教育上基本建设的问题。一个儿童不能够用适当语言文字清楚地表现他的思想,我们可以说,这个儿童所受的是不完备的教育。所谓文化的工具的教育,包含这这样几项:㈠语言,㈡文字,㈢图画,㈣数学,㈤逻辑。广义地说来,这五项东西同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只有这种工具获得了才可以求高深的学问,才可以治繁复的事。传统教育也是非常看重这种工具的,但它有两个根本缺点:第一,偏狭。将读、写、算看做最重要的工具;第二,错误。一味在读、写、算本身上来学习读、写、算。今天我们提出文化的工具教育,并且强调其重要,绝不是将它置于一般基础教育之上,终日来学习语言文字数学逻辑。倘若这样的话,这正是犯了三R(The three R’s)教育的错误。我们认为工具教育,应该从丰富的集体生活中来吸取培养它自己的血液,用语言文字图画来表达集体生活,用集体生活中统计的事项来作写计算的材料,用集体生活中之事实、论争发展儿童客观的逻辑,代替儿童之虚幻的逻辑。

在学习上,北方大学提倡学以致用,既反对死读书本、空谈理论,也反对墨守狭隘经验,对许多重要的问题都通过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矛盾辩证来提高思想、统一认识。经过边实践、边总结、边改进,北方大学终于成功地闯出了一条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出既能适应当时战争形势需要,经过进一步培养又能符合国家长远发展要求的专业人才的办学道路。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尚能适应所从事的工作,用人单位也比较满意。这即是北方大学高瞻远瞩与实事求是相统一,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未来的办学思想和办学道路。

红军教育是以军事、政治教育为主,文化教育为辅。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围剿”,红军教育任务是: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巩固红军的政治自觉性与坚决性,促进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进步(《关于红军问题决议》,《红色中华》1934年第152期)。为达到此目的,红军的教育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在外部,通过从中央苏区到各个革命根据地举办军事学校或者短期培训班来进行相对正规的军事、政治方面的教育,如红军教导队、红军干部学校、红军军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农红军学校以及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等;在部队内部,在师一级设立俱乐部、以连为单位设立列宁室进行文化教育(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第108页)。

然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一种错误的倾向:那就是设计教学法者,根本忽视工具教育之特性。他们将语文和算术的学习不断联结于各个不甚关联的单元活动上,充满了牵强附会和人工造作。依照我们的办法,一方面是用这些工具来表达集体生活事项,一方面又将语文中优秀作品以及计数活动之练习给组成一种文化生活,从事学习,儿童获得这种文化的生产工具以后,他便能自动地吸收广泛的知识。

三、确立了党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建立健全高校的领导体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社会教育的中心工作是扫除文盲。1933年10月,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在全苏教育大会指出:社会教育的中心任务,是消灭文盲。“文盲的存在,对于我们苏维埃工作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全苏教育建设大会何凯丰同志的报告》,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第48—49页)。“这里讲的社会教育是广义的,不但是包括成年人的补习教育识字运动,而且包括俱乐部、列宁室、戏剧、游艺、唱歌、讲演、图书馆等。”为此,“必须有系统地领导发展消灭文盲运动、俱乐部、列宁室、工农剧社、蓝衫团等等工作”(《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的决议案》(1933年10月20日),陈元晖等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

二、育才学校生活、学习与工作制度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在领导人民教育事业的进程中,根据党的总路线和总方针,及时提出了党在教育方面的政策和方针,明确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成为领导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谈到根据地党的领导时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其他一切组织”。其中必然涵盖加强党对于教育工作的领导。

学校教育分为四类,注重启发式教育。1933年10月22日,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通过《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制定了苏维埃的学校制度,指出在苏区有四类学校:第一类属于青年和成人教育,主要是消灭文盲,同时提高其文化政治水平;第二类是劳动小学,任务是培养共产主义的后代;第三类是劳动小学和大学之间的学校,包括师范学校、职业学校、政治学校以及造就专门性的艺术人才的蓝衫团学校;最后一类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大学(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记事》(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3—84页)。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小学课程教则大纲》,规定初级列宁小学开设国语、算术、游艺(唱歌、图画、游戏、体育)等课,高级列宁小学设国语、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算术、游艺等课。要求学生的一切课目都应当使学习与生产劳动及政治斗争密切联系,并在课外组织儿童的劳作实习及社会工作,都应当与游艺有相当的联系,应当配合游戏、参观、短途旅行等去教授各科常识(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记事》(1927.8—1949.9),第97页)。应该说这种教育注重潜移默化的方式,比灌输式的教育要有效得多。湘鄂赣边特区在1931年6月通过的《文化工作决议案》特意强调要“改良教学法,注意诱导或启发或讨论教授方法,反对注入式、机械式的方法,以免阻碍儿童生理、心理的发展”(《中国共产青年团湘鄂赣边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1931年6月30日),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第57页)。

⑴育才学校的生活、学习、工作基本上是打成一片的,其中一般活动皆属于一骨干组织的集团生活之组织下。这一个组织统一了生活与学习的组织,统一了集体生活与日常社会服务组织。这一组织系统概略如下:㈠设育才学校儿童生活团;㈡音乐、戏剧、文学、社会、绘画、自然、工艺、农艺等组各编为一中队,中队下设若干分队;㈢各组同一般教育水准之儿童编为一学级,使共受普通教育;㈣各组之各不同分队的儿童按年龄大小与工作经验之配合,混合组成若干社会服务队,专司附近村落社会服务(详细情形,可参考育才学校公约草案)。

确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新型高校领导体制。陕北公学从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了新型的高校领导体制。1937年8月,筹备成立后的陕北公学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陕北公学设立了由正、副校长和各部、处长组成的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的职责是决定学校的章程、教学计划、招生、基本建设、预算等决策事宜,成仿吾任校务委员会主席,负责整个行政工作。中共陕北公学党团同月成立,由成仿吾、邵式平、周纯全、袁福清四人组成党团(党组),成仿吾为党团书记。陕北公学党团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领导。党团是学校最高领导机构,讨论并决定学校的重大问题。

第四,特别强调加强对农村中妇女的教育。

⑵学习活动中之一般学校包含在一般生活组织中。

为了培养革命人才,创立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保证了人才培养的正确方向。陕北公学认为,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是贯彻学校的教育方针、实现学校的教育计划、完成培养抗战干部任务的重要保证,因此学校始终非常重视政治思想工作。陕北公学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有健全的工作机构。学校设有政治部,区队设政治协理员,学员队设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助理员;党总支是学校专门负责党务工作的机构,每一个学员队都设有党支部,由指导员、队长和政治助理员组成支部委员会。除了专职政治工作干部之外,陕北公学的全体教师和工作人员也都要把做政治思想工作作为自己的任务。另外,学生会还是学校各级组织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得力助手。陕北公学政治思想工作的任务是:第一,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第二,对全体人员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第三,加强党的建设;第四,指导学员开展广泛的课外活动;第五,引导学员进行必要的军事生活训练和体力劳动锻炼。

1931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扩大劳动妇女斗争决议案》,要求组织读书班、识字班等,加强对广大劳动妇女的教育,并“利用苏区的公开环境”,“设立各种劳动妇女干部的训练班,以便从工农劳苦群众中不断地培养出大批妇女人才”(《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71—772页)。1932年初,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特别强调指出:“为要提高妇女政治文化的水平,各级的文化部应设立妇女半日学校,组织妇女识字班,可办家庭临时训练班,田间流动识字班,教员由政府及各地学校教员及群众团体的干部来担任。要督促下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与同级文化部计划实施妇女的文化工作,以及计划培养妇女干部,吸收妇女到各机关工作。在劳动妇女代表会议或妇女学校及俱乐部中,要实行政治教育等号召妇女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参加革命斗争。”(临时中央政府文告:《人民委员会训令 第六号——关于保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红色中华》1932年7月7日)。在妇女的文化教育方面,要求“各级苏文化部,要实际的普遍的建立识字运动。发动妇女争取识字竞赛,女孩子应受男子同等教育。各乡在列宁小学之内,在可能条件之下,开办半日制学校或夜校,吸收青年妇女去识字读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鄂东南苏维埃政府训令 第二号——关于分期召集劳动妇女改善委员会主任联席会准备工作》(1932年8月10日),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第161页)。苏区不仅使妇女获得了婚姻上的自由,而且在政治上也鼓励妇女实现彻底的自我解放:“使妇女彻底明白,压迫妇女的自由的不单是妇女的家庭,而且是整个封建阶级,妇女要彻底解放应与男子一致参加革命,彻底从旧礼教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经过宣传教育,“党内有了女同志,农会有了女委员”。(《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15日),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1982年7月,第128页)。

⑶工作与服务之一般的组织亦包含在一般生活组织中,但育才学校为了抗战洪炉中锻炼儿童,同时为了抗战工作之需要,得相机随时组织战时工作队;倘若在一般生活组织中,有较为固定的生活、工作与学习已经使儿童获得较为刻板的习惯,那末战时工作队便是有意打破这种刻板的习惯,予儿童以一种应有的训练。

华北联合大学也建立了一整套严密高效的政治思想工作体系。党团是华北联合大学的最高领导机构,党团下设党委,党委负责管理学校的党务工作,对学校完成各项任务起保证作用。学校下属各单位都有党的组织,校部机关工作部门有直属党支部,各部(院)设党总支,学员队建立党支部,下属学员单位建有党小组。华北联合大学行政上设政治指导处(又称政治部),负责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各部(院)设政治指导科,一般由各部(院)党总支书记兼任科长,是党总支的办事机构,负责全部(院)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党的组织工作,指导学员队党支部开展活动。学员队设指导员,指导员兼任党支部书记,负责做全队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在华北联合大学尚未公开,党员身份和党组织的活动都是秘密的,但是有了党政结合、完整的政治思想工作体系,就能够保证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深入细致地做到每一个学员和工作人员的头脑中去,能够保证把华北联合大学的学员都培养成为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力量。

第五,苏维埃政府多次提出要注意团结、利用“旧的知识分子和专门家”,以实现苏区教育的目标。

⑷以上各项组织尽了纵横交错之作用,使全校儿童能彼此相接触,但在这各组织中,分队是平日生活、工作、学习的基本组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1933年8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利用旧知识分子政策:“在教育部工作中的一个严重现象是我们既没有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利用旧的知识分子……以为只有‘有长期斗争历史的知识分子才可利用’,这实际上也是拒绝利用旧的知识分子,我们必须用革命的空气去包围他们,造成他们的工作环境,使他们为苏维埃而工作。”(《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1933年8月30日),《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94页)。9月,针对教育人民委员部第一号训令中有关旧的知识分子的错误规定,张闻天在《斗争》上发表《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一文加以批评:“我们不但应该尽量的用这些知识分子,而且为了吸收这些知识分子参加苏维埃的文化教育工作,我们还可给他们以优待,使他们能安心地为苏维埃政府工作”,“要利用他们的所长来教育我们,造成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要“使他们的一部分甘心为苏维埃政权工作”,而“我们苏维埃政权正确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实施,更可以从国民党区域中吸收更多的高级的知识分子来为苏维埃工作”(《张闻天文集》(1919—1935),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82页)。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也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6—127页)。

⑸育才学校主张教训合一,同时育才学校坚决地反对体罚。体罚是权威制度的残余,在时代的意义上说它已成为死去的东西;它非但不足以使儿童改善行为,相反地,它是将儿童挤下黑暗的深渊。育才教师最大的责任便是引起儿童对于纪律自觉的需要,自觉地遵守;引起儿童对于学习自觉的需要,自动地追求。

原文链接:[理论网]李立国:服务党的中心任务 探索高等教育发展新路

第六,苏区先后编辑出版了大量书籍,建设普及各种知识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场馆。

⑹育才学校集体生活之组织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一方面可以健全当前的集体生活,另一方面是培养儿童参与未来民主政治之基础。

出版大量图书和刊物。中央苏区除了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外,还出版了一批面向群众和团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通俗普及性读物,这类读物的出版数量很大,种类很多,在内容上既有探讨和总结思想建设和经济建设规律的专著,也有指导各类组织做好工作的可操作性的书籍,其中有政治、法律、军事、教育、文艺等图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根据地人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救死扶伤,还坚持出版了各类临床基础、预防、药学用书和中医中药科普医药书60余种,计3万多册。(喻建章:《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工作》,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苏区文化研究》,江西省文化厅,2001年,第8—10页)。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大量报纸刊物,如:《红色中华》《列宁青年》《团中央通讯》、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青年实话》、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辑的《苏维埃文化》、苏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机关报《少年先锋》、中共闽西特委机关报《闽西红旗》、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的《红星报》,等等。许多地方苏维埃如赣东北、闽西等地也出版了许多地方性报刊。(谢济堂:《欣欣向荣的中央苏区印刷业》,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论文资料》第2辑,1986年3月,第414—422页)。从1933年2月起,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为了改善内容与形式,开始发表报告文学、诗歌、剧本、漫画等文艺作品,还创办了苏区报刊中第一个文艺副刊《赤焰》 (程中原:《张闻天与苏区文艺运动》,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苏区文化研究》,第8—10页)。

⑺育才学校着重分队晚会,凡集体生活中之问题,时事及当天指导员所教的东西务需予以充分的讨论,这除了增加儿童对于学科了解而外,同时更增进了儿童语言表达的能力。

广泛地成立俱乐部。1933年6月5日,中央人民教育委员会发布第二号训令,指出成立俱乐部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教育群众的政治文化中心”,“俱乐部能利用各种各样适合年龄及文化程度的教育方法,直接和间接地教育群众;能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吸收群众,动员群众;能利用群众自己参加工作来教育自己,所以它在教育上占极高的位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 第二号——关于建立和健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88页)。随后,各地普遍地成立了俱乐部。

⑻育才学校着重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发展民主的有效手段,自我批评是促进自学性启发的利器。

建立博物馆和图书馆等普及公共知识的场所。1930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提出,“普遍的实施社会教育”的具体办法之一是“闽西和各县政府应设立比较大规模的图书馆、革命纪念馆及俱乐部” (《中共闽西特委关于宣传问题草案》,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4辑,1983年5月,第80页)。在此前后,湘赣、湘鄂西等苏区也先后要求建立图书馆(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记事》(1927.8—1949.9),第32、34页)。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着手筹建苏区中央图书馆:一是对外开放借阅图书,二是多方征集图书,扩大馆藏。除了以会议的方式进行宣传外,多次在《红色中华》上刊登启事,向社会征集图书,并申明图书馆的看书、借书规则(曹春荣:《毛泽东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江西苏区文化研究》,第12—16页)。1932年4月,毛泽东率军攻下漳州后,从漳州图书馆和龙溪中学收集了一大批书报杂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88—289页)。1934年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以这些书报杂志为基础,建立了中央图书馆(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记事》(1927.8—1949.9),第91—92页)。此外,苏区先后于1932年冬成立了中央农产品展览所,1933年3月初筹建具有综合性博物馆性质的工农红军学校模型室。据《红色中华》报道:“这些场所不论什么时候,它的周围都堆满着高兴的人群。”(严帆:《中国革命根据地最早的博物馆事业》,《文博》1992年第2期。可见其影响之大)。

⑼育才学校着重总结能力之培养。总结需要包含学习中各种问题,自我批评及讨论中不相同的意见等,这一方面是扩大了儿童的能力,一方面是练习了逻辑。

普及公共卫生知识,推广卫生教育,举行清洁运动。在学校教育中,特别提出要注意学校卫生,增加卫生讲演的课目使学生注意卫生。如1933年由中央教育部编写的《共产儿童读本》中就有关于讲卫生的内容:第二册中有“吃东西要留心”、“种牛痘”、“不要吃烟”;第三册中有“垃圾倒在那里”、“蚊子”、“眼的卫生”;等等(《共产儿童读本》,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7、8、14、16页)。湘鄂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强调要“注意学校卫生”,必须“于赤色图书馆展览卫生画片”,“举行清洁捕蝇扫毒等卫生宣传运动”(《文化问题决议案 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第71、73页)。

⑽育才学校要养成儿童之自我教育精神;除跟教师学外,还跟伙伴学,跟民众学,走向图书馆去学,走向社会与自然界去学。他可以热烈地参加集团生活,但同时又可以冷静地思考问题。

另外,在苏区开展了美术创作、戏剧演出、文体活动等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以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活跃群众生活,动员农民参加革命。

为了加强养成儿童之自我教育精神,育才学校每日给予儿童相当时间,作为自由思索与自由活动的机会。

三、中共在苏区教育实践的成就

⑾育才学校之总的教育过程为:㈠以儿童为行动的主体,在教师之知的领导下,所进行的行与知之不断联锁的过程;㈡以儿童为行动的主体,同时以儿童自身之知为领导,所发展之行与知不断联锁的过程;㈢育才教育目的之一便是从第一种过程慢慢地发展至第二种过程。

由于各级苏维埃政权高度重视教育工作,经过不懈努力,各苏区文化教育事业取得很大成就,提高了苏区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改变了人们思维方式,使之普遍地具有了近代观念和意识。

⑿育才学校之一般“教学做”的过程,有三种形式:㈠以工作或问题为中心的教学做过程;㈡以事物之历史发展为中心的教学做过程;㈢各学科各系统的学习与研究的教学做过程。这三个过程,育才学校参合互用。

第一,开展了普遍的文化教育,大大提高了苏区民众的文化水平。据1932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称,胜利、兴国等14个县在八九月间的统计,共有小学2277所,学生82342人,其中女生19681人。在兴国,儿童的入学比例达60%。除此之外,江西省以上14个县还开办了许多夜校和识字班,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共有夜校3298所,学生52292人。每村都有识字牌,钉在休息场所的墙壁上或插在路旁,牌上绘图写字,由小学教员负责教授,收效很大。(《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76—77页)。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刊登了《苏区教育的发展》一文,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年3月,仅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瑞金等地,已经建立了3199所列宁小学校,学生约10万人;有补习学校4562所,学生约达88000人;有23286个识字组,识字组的组员在江西省即达12万人;有1917个俱乐部,参加这些俱乐部文化生活的固定会员达93000余人;在各机关团体中,都有自己的列宁室,进行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第102页)。苏区中的许多地方,大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列宁小学校,群众识字的人数迅速增加,群众文化运动也获得迅速发展(《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125—126页)。

⒀育才学校教师与学生基本上是在集体生活上共学,不但是学生受先生的教育,先生也在受学生的教育。这里我们要反对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将教与学的界限完全泯除,否定了教师领导作用的错误倾向;另一种是只管教,不问学生兴趣,不注意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之错误倾向。前一种倾向必然是无计划随着生活打滚;后一种倾向必然是盲目地灌输学生给弄成填鸭。

第二,初步养成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意识。1931年7月,鄂豫皖苏区通过的《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凡苏维埃下面的工农兵及一般劳苦群众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均属苏维埃政权中的公民,他们有选举和撤换代表之权,如果对各级苏维埃有不满意,有到工农监察委员会、各级苏维埃或上级苏维埃去控诉的权限(《关于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428页)。1933年,教育人民委员部指出:教育工作要帮助战争的动员、战争的发展,随着苏区的扩大与苏维埃工作发展的需要,广泛地提高群众和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来执行新的任务,以帮助战争的动员,需要经过教育工作提高广大工人与劳苦群众的阶级觉悟(《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1933年8月30日),《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93—94页)。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建立了各种社会组织,“覆盖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不但在每个市、乡苏维埃下面,组织有各种固定或者临时的委员会,如教育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卫生委员会、山林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春耕委员会、优待红军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等。每个社会成员的各个阶层,所有的人,无论工人、农民、妇女、老年、青年、儿童,都分别参加到相应的组织中,或同一人同时参加到几个社团中。”(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这样便把苏维埃工作组成了网,使广大民众直接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105页)。而“新社会组织的建立,为大多数农村群众的政治参与和地位变化,提供了一种现实的通道。新社会组织为广大农民带来了新的知识,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生活方式、精神体验,不但成为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平台,而且成为提升政治地位、促成身份变化的有效途径。”(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第168页)。

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是他根据客观情形订出教育计划,但另一方面是知道如何通过生活与实践,实现这个计划,并且在某种情形下知道修改他的计划,同时发展他的计划。

第三,在日常生活中,农民也开始初步有了现代文明的意识。1931年3月10日,闽西苏维埃文化部印发《劳动学校训导材料》,规定:“不偷拆别人信件”;“严守时间”;“参加会议踊跃发表意见,但已决议则绝对遵守”;“不拖鞋”,“不打赤膊”;等等(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第42页),其中心内容就是培养学生的文明意识。此外,苏区力图通过教育,培养广大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讲求卫生的意识:“各级文委,必须经常扩大并深入卫生宣传。各机关学校负责人,须实行礼拜六,注意机关中的清洁,同时应注意家庭卫生,以作广大群众注意卫生的模样。举行卫生运动周,实行卫生竞赛。”(《万载县苏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文化决议案》,王松州、林兆福主编:《湘鄂赣苏区文化史资料》,第93页)。

二八年六月

第四,培养了大批农民出身的各级干部。为了培养干部,从1932年开始,中央在瑞金陆续建立了一些高级的或专业的学校,如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干部教育学校、列宁师范、闽瑞师范、女子大学;军事学校有: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红军医务学校、红军卫生学校;专科学校有:无线电学校、通讯学校、特科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等(《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1985年6月印制,第76页)。其他苏区也根据自身条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和专科学校,例如,1933年8月31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命令公布《创办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计划书》,规定:该校设立土地干部班、国民经济班、财政干部班、文化教育干部班、内务干部班、劳动干部班、工农检查干部班和裁判干部班,学习课程分政治科目、专业科目和常识科目三类(皇甫束玉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第81页)。在鄂豫皖苏区,为培训教育行政干部和教员,除各县举办教育干部训练班和师资培训班外,1930年6月,苏区在六安县七邻湾举办了皖西教育干部训练班,1931年5月在新集办起鄂豫皖区师范学校,并在此校中举办了文化干部学习班,同年8月在郭家河举办了鄂豫皖区教育训练班(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8页)。这些学校为苏区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各种专门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仅鄂豫皖苏区各类军政干校、列宁高等学校及专业学校先后共培养干部和技术骨干8000多人(张春香主编:《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原载1943年4月《行知教育论文选集》)

总之,经过不懈努力,正如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的那样:绝大多数工农民众的儿童,以前是没有可能识字、读书、求得学问的,现在的苏区里开办很多的小学校,贫苦人民的儿童都可以免费入学,并且还开办了许多成年人的识字班、夜学校、俱乐部。苏维埃政府在极困难的条件之下,奖励学术文化的发展,提倡科学、医学等等,用宣传和劝告的方法,破除迷信和宗教的成见。苏区教育和文化政策的目的,是要使大多数人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成为肃清一切旧社会的残余的战士,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战士(《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大纲》,《红旗周报》第59期)。结果,“他们对生活的意义,对农村社会和社会关系,对政党政权等都产生了新的认识,或主动或被引导组织起来,集合成阶级整体力量,顺势进行着社会主人的角色转换”(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第347页)。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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