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传

2019-09-15 10:00栏目:一分快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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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1962年1月l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

一九六二年的头几个月,中苏关系总的说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度过的,但平稳之中也有波折。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四年调整时期(1961年至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重大转折。周恩来在这关系我国国民经济盛衰的关键时刻,同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作出了永铭人心的卓越贡献,为国民经济经过“大跃进”的挫折而恢复发展,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四川绵阳地区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44人,当时由中共绵阳地委第一书记李林枝、地委书记范艾带队。当时我认为自己年纪轻、资格嫩,做梦也没想到我能有幸参加这样的重要会议。我听到这个喜讯后,心情非常激动,竟然兴高采烈地跳了起来,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到达北京后,中央对我们非常关怀,考虑到我们绝大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来京,还专门给我们安排了四天的时间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

  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其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其二,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了所谓“特殊立场”;其三,在国际共运中实行所谓“独特路线”。并要中共接受它所说的“共同路线”。

  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定下来的。会上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众所周知,从1958年南宁会议开始的“大跃进”,连续3年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失。1958年底开始的调整工作因庐山会议而中断,同时正在掀起的国际反华浪潮又迫使我党中央不得不以大部分精力来对付。

“七千人大会”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和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之中。大会没有什么开幕式,主要以学习文件和分组讨论为主。

  三月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邓小平,表示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3月1日。《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9页。)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①(①指1961年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②(②这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的大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11月13日。)

1960年7月,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鉴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即开始酝酿进行调整,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六字方针。周恩来在讨论这个方针时,采纳了“巩固”和“提高”,把“整顿”改为“调整”,还增加一项“充实”,这样就形成了八个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方针。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解释:“整顿”含义不如“调整”确切,也易于为人接受;大跃进中搞了许多大架子、空架子,需要加以“充实”,不只是“巩固”和“提高”的问题。当时,正值苏联宣布毁除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合同,撕破一切协议,撤回全部在中国协助工作的专家。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问题的争论也正在激烈进行。中苏关系处于严重恶化之中。因此,在1960年夏季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按会议要求,周恩来还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苏两党关系作了一个详尽的报告。

首先讨论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书面报告,并联系实际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修改意见。经过与会者反复讨论和修改,最后形成《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给大家。

  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后,三月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来信的估计及对策,并要中联部起草复信。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30页。)同一天,派专机将苏共中央来信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

  十一月三十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十四日上午,听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第二天,又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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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同志在肯定了几年来取得成就的前提下,初步总结了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刘少奇同志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除天灾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的。同时,对整个建设事业的发展,也要求过高过急,从而加重了国民经济的困难。

  三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这一年多来,关于国内情况,毛泽东听到的和看到的(包括书面材料),尽是困难和问题,农业严重减产,工业生产完不成计划,农村的饿、病、逃、荒、死现象等等,使他感到压抑,这次听到江苏省委讲的一些好消息,工业、农业、财贸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为高兴。原打算只听一次汇报就走,结果住了三天。十五日写信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们也来听一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①(①毛泽东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手稿,1961年12月15日。)

但是,无论如何,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毕竟在周恩来主持下提出来了。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强调了对缺点、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负次要责任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我们省以下的各级党组织不是没有责任,我们县一级党委,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有自己的一本账。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三月二十九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刘少奇两次召开会议,修改复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四月三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复信稿。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封复信。.四月九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对他说: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团结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来解决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4月9日。)

  听取汇报中间,毛泽东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下午2时,大会开始。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会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参加会议的同志大多数是第一次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会议,心中多少有些激动与期待。

  然而,从一九六。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以后,苏共中央已无意再开这样的会议。他们五月三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里,提出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方面的这一建议只好搁置下来。

  关于形势,他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是在1960年11月全世界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就共同声明达成协议之后举行的。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分析形势时一致认为,由于莫斯科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终于达成协议,中苏关系至少可以缓和一个时期,我党中央的工作重点,应从国际问题转移到国内问题。因此,这次全会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八十一党会议情况和分析外,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中央常委已确定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今年应当是大战役后大休整的一年,要通盘考虑全面调整,至少今明两年内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应如此。因此这次全会集中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了这个计划和这个计划中提出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毛泽东讲话时肯定调整方针,并提出1961年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也才能方法对。

大会的后一阶段,毛主席提出一个令与会者意想不到的建议,要开一个“出气”会。毛主席风趣地说,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毛主席说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毛主席强调,有什么气出什么气,不管是正确的气或错误的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1962年春节是2月5日,这个“出气会”一开,无疑我们就要在北京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春节了。毛主席的这个提议,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七千人的身心此刻都沉浸在大会特殊的气氛中。

  这时的中苏关系,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党之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两国关系又因为新疆部分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事件而紧张起来。

  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毛泽东说: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他特别指出一点:“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调查组去农村调查研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纷纷下农村,去工厂,进行广泛、细致和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会后形成了调整各方面工作的一系列文件草案,《农业 60条》、《工业70条》、商业40条》、手工业35条》、高教60条》、科研14条》以及根据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意见而后来形成的《文艺8条》等等。

在“出气会”当中,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有,发牢骚的也有。由这些牢骚可以看出,在一种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说老实话不行,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也不行。下面的干部的确很难当。绵阳地区19个县,南北的气温相差一个节气,南面的水稻已经收割,随之,国家的征购粮也就很快入库了。而处于大山地区的青川,那时的谷穗还是青的,因此,每年国家征购粮入库的速度总是排在最后一位。这是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奇怪的是,原中共青川县委第一书记赵大兴同志,在四川省委召开的扩大会上,为国家征购粮入库迟缓受到了批评。蒙受了这样大的委屈,当时有口难辩,只好把它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去。一位经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考验的老红军,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屡建战功,在战斗中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的功臣,此时此刻,却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从一九六二年初开始,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从三月中旬至五月,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讲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时,他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②(②丰=泽东听取江渭清等汇报时插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12月20日。)

但是,中央决定的调整方针和各项政策,贯彻执行中进展缓慢,干扰和阻力很大。主要原因是党内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情况不明、思想不通、决心不大,总想搞多一点,搞快一点,或者总想少退一些,迟一些再退,拖延观望。他们对于中央下达的调整文件,有的置之不理,自行其是,或者各取所需,大打折扣,有的甚至不传达、不讨论、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于在调查中发现的这种情况十分重视,经几次讨论,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省、地、县四级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着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以贯彻调整方针。

这个“出气会”,毛主席的意图主要是为了广泛地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发动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向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解决上下沟通,充分调动大家积极性的问题。其他省是如何“出气”的,我们不了解。我们四川与会的同志在“出气”中一下子就把矛头对准了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他自己明白这几年四川发生的问题很多,不少同志对他很有意见,作为省委书记,他深感责任重大。他在会上采取的办法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努力在全省干部面前检讨,争取过关。有些事情确实他推脱不掉责任,但有些事情也并不全是他的问题,因此他的检讨也就显得很不深刻,致使与会大多数的同志更加不满,纷纷提出批评。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了泪。当时的气氛很紧张,一片声讨声,人们不肯放过他。这时,邓小平和朱德同志先后到四川组来看望大家,一方面鼓励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好这次会;另一方面邓小平说“李井泉也不要再作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不能都算到某级头上”。邓小平又说“四川勒紧裤带,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支援了全国人民”。这样一说,帮助李井泉解了围,从而由集中批评李井泉,转为大家纷纷作自我批评,说到自己的责任,不少的同志也是泣不成声。

  从四月下旬起,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这一严重事件。

  “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这些话,最能反映毛泽东此时的心态。

在绵阳小组,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出气中也异常活跃。少数同志的发言,情绪非常激烈。安县、德阳的同志发表的意见最多,李林枝同志一方面作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一再地规劝大家,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正确对待,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

  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苏国家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时,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27日。)

  十六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十七日路过济南,又听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汇报。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62年1月举行,参加的有七千多人,通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共开了六次大会,中央几位领导人先后在会上都讲了话。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在大会上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决心、下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邓小平、周恩来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邓小平主要讲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周恩来讲克服当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②(②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纪要,1962年4月30日。)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从这里看,对生产队的规模,毛泽东倾向更小一些才好。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既肯定了成绩又指出了失误,着重批评妨碍纠正“左”的错误、贯彻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分散主义倾向,并代表党中央政治局作自我批评,承担大跃进年之中“左”倾错误的主要责任。他明确指出,在中央已经提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后,全党当前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方针政策,坚决反对妨碍落实这些方针政策的分散主义倾向,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抱着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这以后,中共中央在五月中旬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六月底,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泽东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①(①毛泽东听取谭启龙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摘要,1961年12月17日。)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也作自我批评。他声明:1958~1960年这3年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应由他承担。他着重讲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批评各级党组织中缺乏民主,书记说了算,并严厉提出他偏要摸那些屁股摸不得的“老虎”。他号召分组召开“出气会”,对中央和省委提意见,像竹筒倒豆子那样交心见面。七千人大会出现了坦诚相见、热烈感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新高潮。因为实际上对中央的意见,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已提得差不多了,这时主要是各县委对各省委的意见。

大会结束不久,由中央把这次会议的精神以及各位中央首长在会上的讲话,分别整理成正式文件,下发至各省、市、地党委,由各级党委组织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分别传达了这次大会的精神。

  这次事件,使得毛泽东等人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③(③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北戴河会议期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④(④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摘要,1962年8月3日。)这一时期,另一个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问题,就是中印边界问题。

  十九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又听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②(②毛泽东听取刘子厚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2月19日。)

周恩来在2月7日讲话。他首先作自我批评。他说这3年中的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负有很大责任。有关国家计划和政策的文件,许多是国务院提请党中央批准的,国务院负有主要责任。他以“四高”、“三多”为例加以说明。“四高”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调出,国务院应负主要责任。“三多”是计划变动多、基建项目多、权力下放过多,国务院也应负很大责任。至于有些政策性文件,未经中央批准而擅自下达,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则应负全部责任。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端更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会议,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周恩来具体举例说明自己的错误。一个例子是他在1959年8月人大常委会上汇报政府工作时,说过农业每年增产10%就是跃进,增产15%就是大跃进,增产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20%是跃进,增产25%是大跃进,增产30%是特大跃进。周恩来说,他提出这样的增产幅度,本意是想说服那些认为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才算大跃进的同志,但无论农业或工业,那样大幅度的增产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恩来说,美国在过去100年中,前50年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20%,后50年为1.1%。美国从年产十几万吨增加到年产1000万吨钢,用了28年(1872~1900),我国只用了10年(1949~1959,1958年产1070万吨不能算数,当年好钢不到850万吨),已经是很高的速度了。大跃进中“欲速不达”,1960年硬要年产1800万吨钢,1961年还要生产900万吨,结果今年计划只有降到750万吨。“以钢为纲”,结果挤了其他产业,破坏了综合平衡,也损坏了本身生产设备,难以为继,结果不得不掉了下来。这是我们违反客观规律的结果,是对我们的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中印边界特别是西段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开法,毛泽东讲了话。

周恩来还举另一个例子说明他自己犯错误,那就是权力下放过多。他说他曾号召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产值超过农业总值,形成多个工业体系,他亲自起草文件,重工业下放76.5%,轻工业下放85%,财权也下放许多,造成了很大的恶果。他身为一国总理,困难时连1000吨钢也调不到,真是自食其果。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①(①196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四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②(②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五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①(①196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邓小平讲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周恩来说,由于“四高”、“三多”给许多同志造成很大压力,伤害了许多同志,我乘此机会向大家道歉。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②(②[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5月版,第390页。)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周恩来出自肺腑的自我批评,极大地感动了到会同志。

  到了六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七月五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外交部在七月八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

  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_百条,这就有办法。”

周恩来指出,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加上自然灾害,目前全国经济困难非常严重,农业大大减产,轻工业生产自1960年起下降,重工业硬撑到去年也不得不往下掉,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不少农村饿死人,城市供应严重短缺,浮肿病在蔓延。我们必须全党动员,尽最大努力克服困难。

  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接着,毛泽东讲话,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周恩来在讲话最后提出克服困难的八大措施,即:坚决压缩城镇人口、争取农业首先是粮棉油增产、努力增加工业特别是人民生活用品工业的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全面彻底清理仓库物资、严禁走后门和搞好市场供应、坚决偿还外债并履行外援合同、建立新秩序和新风气。其中最关键的措施是压缩城镇人口,1961年压缩1000万人,1962年上半年还要压缩700万人。

  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十一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3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纠正“左”的错误的方针政策,尽管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左”倾指导思想,但毕竟是我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长征”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全党干部中为继续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只是因为当时大家议论中心是民主集中制,加上当时对困难的估计仍有不足,中央决定的有关调整的方针政策,周恩来讲话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八大措施,没有具体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①(①转引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3页。)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②(②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1962年8月10日。)

  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

  就是在中印边界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在同毛泽东商量后,周恩来七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③(③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与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给陈毅并代表团的指示,手稿,1962年7月23日。)

  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

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央为了更加深入细致地贯彻调整方针,继续分别研究各部门的工作。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在2月下旬分别听取财经部门的汇报,发现4年(1958~1961年)财政收支不是像过去说的那样收大于支,结余39亿元,而是支大于收,结余是虚假的,实际财政赤字达270亿元。由此,政治局要求各部、委进一步弄清情况,如实向中央报告。经过紧张而认真的摸情况,摆事实,作比较,终于发现当前的经济困难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后来,印度军队终于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犯,中国军队不得不实行自卫反击。

  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

陈云根据他缜密的调查研究,首先在他主持的中央财政经济小组中,继而在政治局会议上,尖锐地提出:要如实地正视当前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和克服这些困难的难度,同时也要看到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和争取较快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要考虑到农业恢复需要时间,现在的计划和摆开的架子要放下来,硬撑着等恢复不是办法。出路只能是城镇减小、全力保证农业增产、保证市场供应、按短线产品安排计划。

  在中国西部边陲发生新疆问题和中印边界反蚕食斗争问题的同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也趁国内发生经济严重困难之机,叫嚣“反攻大陆”,并积极作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

周恩来大力支持陈云的意见,他强调退要退够,要退到可靠的阵地上,站稳脚跟,着力调整,然后再向前进。因此要对原计划作大幅度的调整。他将陈云提出的办法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还在四月间,中央军委就开始注意到蒋介石有派军队窜犯大陆的迹象。五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

  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

周恩来提议,请陈云和李富春把严重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向中央党政军机关高级干部讲清楚,进一步统一大家对形势的看法,以便首先在中央机关全面落实调整方针,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提议。于是有2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举行中央各机关党组成员的高干会议,这个会议对陈云的报告,反应热烈,掌声雷动,前所未有。

  六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

3月间,政治局在听取中央各部委党组讨论上述3个报告的情况汇报后,对他们提出的意见进行议论。各部委意见中主要有两个问题争论较多:一个是目前时期应称调整时期还是称恢复时期,这关系到对八字方针的理解和执行;另一个是恢复农业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有的认为需要3年到5年,有的认为需要5年到8年,这关系对调整的信心和成效。

  六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许向毛泽东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并谈了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

  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

陈云本来体弱多病,几个月来主持调整工作日夜操劳,又病倒了,3月初即赴南方休养。调整工作由周恩来代为主持。周恩来综合大家意见,提出很有说服力的看法。他说,关于第一个问题,看来以称调整时期比较适当。因为八字方针领头两字就是调整,九中全会决定也是讲调整,七千人大会更称当前为调整时期,没有必要改称恢复时期,以免国内外产生误会。但是这个时期的工作内容,实质上是恢复,关键是农业恢复。可以这样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0年农业各项实际产量都比1957年下降很多:粮食下降26%,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棉花下降35%,相当1951年水平;油料下降50%,为1949年水平以下;生猪存栏数下降56%,比1949年还差。由于农业减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从1960年起即连续3年下降。重工业则增长过快,1960年比1957年增长两倍多,不仅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的平衡,农业养不起工业,也破坏工业内部的平衡,轻工业供应不了过度增长的城镇人口。我们实际上干的是损农促工,这样的比例失调是难以持久的。重工业在1961年也大幅度下降了,1962年钢产量计划指标只好降到870万吨,约等于1958年生产的1070万吨中的好钢。因此要全力支援农业恢复,还要恢复因“以钢为纲”被挤掉的其他工业部门。当然,不是所有产业行业都是恢复,有的还得减产,短线产品还要增产。所以称调整时期是适当的,有利于贯彻八字方针。

  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说,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①(①毛泽东听取杨成武、许世友汇报时的指示记录,1962年6月3日。)

  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

刘少奇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并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困难严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工作搞得不好,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可以说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危机之中。这是非常时期,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克服经济困难,渡过经济危机。刘少奇说,看来我们在七千人大会时因情况没有完全摸清楚,对经济困难估计不足。现在进一步了解情况,过去的估计可以改变,也应当改变;采取的措施也要相应的加强。对情况的分析,估计得严重一些,利多弊少;估计不足,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弊多利少。宁可估计得严重些,将来实际证明没有那么严重,岂不更好。现在就怕估计不足,决心不大,措施不力,结果误了大事。刘少奇说,根据毛主席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过去1年中,我们对情况逐步明了了,应当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抓紧调整工作,不能再耽误宝贵的时机。

  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电讯稿,加写了一段话:“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②(②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中加写的话,手稿,1962年6月11日。)随后,他要秘书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十八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在内部印发这个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这个电讯稿“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62年6月18日。)

  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意见,得到在京政治局委员的一致赞成。会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一起,于3月中旬起程从北京飞武汉,向在那里休息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并批发了陈云和李富春、李先念的3个报告。

  在进行思想动员、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军委认真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央军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

  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过回顾。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二十三目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①(①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

  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

根据西楼会议的决定,中央财经小组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重新修改了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解决工农业间和工业内部比例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非常措施,以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

  毛泽东原打算六月二十三日离开武汉到青岛,后来改变主意,想在武汉多游几次长江。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写给彭真的信中说:“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请你安排。”②(②毛泽东给彭真的信,手稿,1962年6月22日。)

  得慢了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

刘少奇于5月初起接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方案。会上李富春、李先念、姚依林和邓子恢分别作了计划、财政、工商业和农村工作的专题汇报。谢富治和林枫也分别就公安和文教问题发言。

  毛泽东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③(③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5日。)七月六日晨,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

5月11日,周恩来综合会议上的发言,作了长篇讲话。

  这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调整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政策的文件,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一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

周恩来说,经过这1年多的实践,证明毛主席在九中全会提出大搞调查研究,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是非常及时、正确的。

  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克服农村面临的困难,在安徽等地曾经实行过“责任田”、“包产到户”等做法,对恢复农业生产有明显成效。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①(①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5月9日。)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

周恩来说,要做好“情况明”不容易,是逐步认识的。现在可以说,我们对困难发展的趋势是看清楚了,即在10年中有5年是调整时期,主要指恢复。这一点在高级干部中绝大多数人看法比较一致,但各人所处的具体情况不同,还不能说完全清楚了,预料不到、估计不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把困难说够,甚至讲得过头一点,没有什么坏处。领导者一定要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这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1945年延安七大时毛主席讲了十几条可能出现的困难,叫大家作最坏的思想准备,后来实际上没有出现那么多困难,不是很好吗!我们讲困难,不是为了吓人,而是为了战胜困难。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不是共产党人,我党是在不断克服千难万苦的战斗过程中逐渐壮大、坚强,直到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新中国。从我个人体会,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居多,因而工作中经常陷于被动应付。主观上应努力争取快点克服困难,但具体工作安排上应准备可能慢一些才能克服。各部门的领导同志要对干部多做思想工作,使他们了解全面,争取快,准备慢。

  六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

周恩来又说,领导决心来自情况明,情况明了决心才能大。中央对调整工作的决心是大的,去年九中全会时是大的,去年9月庐山会议时也是大的,今年七千人大会也是大的,现在经过2月西楼会议,决心更大了。拿减少城镇人口这个问题来说,去年1年减少了1000万,今年开始准备上半年减700万,3月决定减1300万,现在决定减2000万人。这是史无前例的,表明中央决心非常大。中央这个决心,要通过各级党委做思想政治工作,变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决心。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司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

周恩来还说,现在中央财经小组想了克服困难的一些办法,提出了若干调整国民经济的非常措施,但可以说还很不够,还要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只要我们领导者把情况说清楚,广大干部和群众会想出许多办法的。

  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周恩来在讲话中回答会议中有些同志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七干人大会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现在又说过去对困难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似乎前后有些矛盾,应如何看待,如何解决。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

周恩来说,一般说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这是可以的,这主要是指去年1年中,中央下大力进行调整,已重新制订许多方针政策,以纠正3年大跃进中诸方面的“左”的错误。这是争取经济情况好转的基础。但是当时的确没有发现还有最近3、4个月中发现的那些严重的困难,如4年财政收支不是有39亿元结余,而是有270亿元赤字,从而导致通货膨胀,仅去年就多发了60亿元票子。现在的情况是经济困难尚未见缓解。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93页。)

  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

一是今年粮食产量能否完成3000亿斤(1957年年产3900亿斤)的指标不容乐观,因为各地报来的情况已肯定减产300亿斤。

  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②(②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7月6日。)

  而不是更弱了。”

二是不少省的灾荒造成的后果没有消除,有些地方仍有饿死人的现象。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③(③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82年11月22日。)

  毛泽东讲话之后,刘少奇谈了一下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说:“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三是中央今年计划征购粮食736亿斤,各省报来的不到700亿斤,差额30亿斤,相当于供应1000万城市人口的1年口粮。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前几天,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刘少奇这番话一下子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讲述他对《红楼梦》和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看法。毛泽东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T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2月20日。)

四是城镇口粮供应仍然不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粮食人均(包括工业用粮只有381斤,经常需要423斤),分配到个人,机关干部每月人均只有2.4斤左右。城市中浮肿病在增加。

  这次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①(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7月2日。)

  中共领导人在讨论党和国家大事之余,也轻松地谈一些文艺小说一类的东西。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一席谈,代表了红学研究中的一种观点,是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

五是去年进口粮食不足以补充挖空了的库存,今年进口主要用于救灾。

  过了几天,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也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②(②《邓小平文选》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2—327页。)

  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邓小平说:关于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讲了一下。究竟国内形势怎么样?他做了一个总的分析:国内形势,现在是不错的。那一天我们谈的时候,他说,他感觉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么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具体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见效了。首先见效在农村,有了“六十条”,最近又把队为基础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解决了。现在反映农村的情况是见效的。毛主席特别举例,讲到江苏省委最近组织了几个反对派,向来不说好话的人,下去自由访问,先看坏的,后看好的,这次回来也讲好话了。

六是棉花生产预计不会增产很快,因为粮田挤了棉田。城镇每人棉布定量供应只能保持3尺。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

  关于党的工作,邓小平说:毛主席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了一下,回来跟我们谈,明年要抓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字,明年要大抓一年。这几个方面都要理出一个头绪来,工作要做好一些。所以建议这次会议谈一谈党的问题。过去多少次会议,没有把党的问题集中地作为一个问题来谈一谈。

七是城市猪肉供应,已从过去每年30亿斤降到10亿斤,只能维持目前的低水平供应。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据薄一波说:“曾希圣同志于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主席又通过柯庆施同志转告曾希圣同志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三月二十日,曾希圣同志又给毛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主席未表态。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赶到蚌埠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勉强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4页。)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而党内高层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邓小平针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七点要求:要立志气;要加强纪律性;要强调统一领导;要有全局观念;要提倡实事求是;要搞群众路线;要严格党的生活。

周恩来说,以上主要是从农业方面来说的困难,而农业是基础,农业困难没有缓解,其他困难,尤其在城市、在工矿区,就难以好转。从这些方面说,不能认为最困难时期已经渡过。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②(②周恩来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3年6月18日。周恩来台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3页。)会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最后,谈到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他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①(①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1年12月21日。)邓小平提到的规划,就是后来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也称“十年经济规划”。

周恩来强调说:当前时机是紧迫的,条件是成熟的,我们再也不能犹豫不决,该退的一定要退够。最紧迫的措施,关键是坚决减少城镇人口。中央决定减少2000万人口。这是釜底抽薪。大批基本建设项目要下马,工矿企业要关闭一批、停产一批、合并一批、转业一批,即使伤筋动骨,也在所不惜,为的是全力支援农业恢复,否则没有出路,不可能渡过困难,不可能争取好转。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61页。)

  中央工作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长远规划和一九六二年计划。第二段,讨论商业问题,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问题。

刘少奇赞成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是很大的决心,两千万人减下去了,最困难时期也就渡过了。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这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会报告稿,正在抓紧进行。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已经印出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下发各小组讨论。九日,又改出了第三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就这样,5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进一步调整的方案。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离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只有两天了。按照预定的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听取刘少奇的报告,而报告还没有最后定稿,时间相当紧迫。

  但是,性格耿直的邓子恢,却在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之后的七月十七日,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③(③《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564页。)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指邓子恢。——引者注)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弛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④(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董必武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5日。)

  到一月十日上午十时,毛泽东看过了报告稿的前两部分。他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等,说:“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的批语,手稿,1962年1月10日。)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找来商量,他认为刘少奇报告的中心反对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并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

1962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建议召开的。这个会议没有开全体大会,只开小组会议,但主要问题在中心小组讨论,中心小组由毛泽东主持,除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外,还有各大区书记、中央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本来的议题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工业支援农业等问题,但为了落实调整方案(包括减少城镇人口、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关停并转一大批工厂企业等),中央工作会议还套了一个城市工作会议。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会议确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两批去北戴河。①(①《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一月十一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刘少奇报告印发后,分组讨论进行得很热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提议延长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但是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在中心小组接连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多次讲话,会议逐渐就转到以反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主要内容。这次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以及其后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举行)和十中全会(9月24日至9月27日)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发展的。周恩来参加中心小组的会议,中心小组不开会时就主持城市工作会议。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②(②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要点,1962年7月20日。)

  讨论中,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刘少奇的报告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但有人不赞成。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特别着重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北戴河会议大批“单干风”,主要是批评邓子恢主张推广安徽实行“五统一”下的“责任田”制度(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批评田家英去湖南、浙江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在特别困难的地方不失为渡过困难的有效办法,也批我主持的新华社《内部参考》刊出介绍“包产到户”的材料过多。

  毛泽东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使人们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已经隐约地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十六日,杨尚昆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同邓小平商量,决定向毛泽东汇报。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在不同意见面前,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他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③(③起草委员会共21人,包括各中央局负责人和部分中央部门的负责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④(④《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页。)

所谓“翻案风”,是指彭德怀在6月间给中央的申诉信,信中认为中央在庐山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和结论是不符合事实的,要求重新审查,作出正确的结论。经毛泽东在中心小组提出,会议对彭德怀大加批评,其后在十中全会及其预备会议上尤其激烈。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①(①毛泽东对《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的批语,手稿,1962年7月22日。)

  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成立起草委员会的意见。

至于所谓“黑暗风”,按毛泽东的说法,是指对形势的估计,说当时有一股只许讲形势一片黑暗,不许讲形势有一点光明,丧失信心,前途悲观。工作会议各组大批“黑暗风”,自然影响城市工作会议落实调整措施。我和田家英除参加中心小组外,也参加城市工作会议,因为周恩来要我们去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他说:到主席处谈了修改稿子问题,怎样修改还是个问题。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主席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有个稿子。虽然有不同意见,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的意见时,都可以自由发表,决定后遵守。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要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首先讨论这个稿子是否可以作为基础?分散主义是否要反?目前形势与任务是否重新估计?然后讨论其他问题。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①(①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17日。)

根据中央已经批准的方案,城市工作会议要具体落实到每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方案主要是: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议的前半段,到八月五日为止,主要是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商业、工矿企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这些文件加起来,大大小小有二十个之多,光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十五个。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几易其稿,二十四日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二十五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规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看完这个修改稿,但他表示“赞成这个方向”。②(②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25日。)

城镇人口减少 2000万人。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他的住地九十五号楼的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上议论的问题很广泛,从国际形势到莫斯科和平裁军会议,再到国内形势、东南沿海备战、党内出现一些右的苗头、精简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差不多都涉及到了。

  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与会者表示基本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

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从1960年的384亿元减到1962年的67亿元,开工项目从1960年的1800项压缩到1962年的1000项。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报告修改稿,同十日印发的草稿相比,三个部分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报告的基调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前两个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1962年比1961年降低5%~20%。现有6万多个工厂企业,保住一批,缩小一批,合并一批,转业一批,关闭一批。

  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①(①指1961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增加了一个问题“基本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①(①这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是: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第二,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第三,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第五,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第六,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第七,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要结合起来。第八,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第九,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第十,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第十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适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第十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都需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论是革命的斗争,或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都同样的首先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第十三,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第十四,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第十五,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第十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61—367页。)。这十六条,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得到的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这是修改稿最重要的补充修改。

上述主要方案,在当时北戴河刮起的大批“黑暗风”的浪潮下,受到很大冲击。城市工作会议上,不少同志认为中央在2月会议和5月会议上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把困难说得过多,因而提出的措施过多。许多地方和部门纷纷要求城镇人口少减一些,基建项目少下马一些,工厂企业少关停并转一些。有些同志认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非常措施对我国国民经济“伤筋动骨”、“大伤元气”,有的甚至不指名地责备主持调整工作的周恩来。

  “七千人大会”以后,王稼祥等多次就对外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向中央陈述意见。他提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还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②(②《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445、455页。)这些意见却遭到错误的指责。后来,毛泽东还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间,对于反分散主义问题,仍有一些地方负责人提出一些意见。这个部分也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主要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对正确地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界限。

周恩来在会上反复解释中央为什么采取这些非常措施。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28日。)

  报告修改稿,集中各方面意见,终于形成一个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作用的文件。

他指出,3年大跃进中我们只想快些多些,没想好些、省些,长期不觉悟,问题积累越来越重,以致非下最大决心调整不可。

  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起草文件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分别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的省市区负责人谈话,听他们汇报情况,议论一些问题,谈自己的看法。他把这个过程称作“周游列国”。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七千人大会的安排问题,还讨论了刘少奇口头报告提纲,决定二十七日下午召开全体大会。

基本建设战线确实太长了。1957年基建投资只有100亿元左右,1958~1960年基建投资共达1112亿元,年均278亿元。

  这是毛泽东常常采取的一种方法。他要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重要讲话时,先要分别与地方上的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起一种“吹风”的作用。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已经起草的报告稿,而是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外作发挥和说明,这就是刘少奇口头报告的由来。

施工项目,1957年只有900多项,1960年达1815项。

  保留下来的谈话记录不完全。下面是现有材料中那几次谈话的主要情况。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工厂企业增加太多,职工人数3年内增加 3000多万人。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参加。

  刘少奇讲了四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集中统一问题;党的作风问题。

许多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劳动生产率下降30%。城镇人口,1957年只有9900万人,1960年增加到1.3亿人。周恩来指出,过去几年,工业大踏步向前发展了,而农业却大踏步向后退了。以粮食为例,1957年产粮3900亿斤,1961年只有2800亿斤。今年计划粮食产量为2900亿斤,即使完成计划,也不足供养1.2亿城镇人口,甚至即使恢复到1957年的粮食产量,也负担不了目前城镇人口的正常供应。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严酷现实。

  他先问目前的生产情况,又问到农村单干的情况。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的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说明山西、内蒙古和北京的单干情况并不严重,河北有少数生产队有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关于国内形势,刘少奇说: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因为一九五九年以来这三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减产百分之四十还多。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说: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周恩来说,中央决定上述3项措施,确是非同寻常。有同志说是“伤筋动骨”,实际上确是“伤筋动骨”,因为整个架子太大了,我国的物力、财力承受不了,只能卸架子,只能“伤筋动骨”。砍那么多基建项目,关停那么多工厂、企业,岂止是“伤筋动骨”,每砍一刀都是血淋淋的呀,因为这些都是用人民的血汗钱建设起来的呀!你说中央就那么忍心,就那么狠心?这是从全局着想,迫不得已的呀!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被压垮,我国将会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地衰败下去。不调整,不采取非常措施,犹豫拖延,就会坐失时机,拖垮我们的国家,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刘少奇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周恩来在城市工作会议中,坚持原则,维护中央决策,有若中流砥柱,坚如磐石而又耐心说服,理情兼备,令人十分感动。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①(①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要点,1962年8月2日。)

  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经常讲,尤其是在出现工作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现在,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其实,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但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说的。如今,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

在北戴河,我和田家英在旁听城市工作会议时,耳闻目睹各种不同议论。对中央决策,尤其是减少城市人口、基建项目下马、关停并转相当部分工矿企业,有赞成的,有怀疑的,也有反对的。特别是有关本城市、本部门的,好些同志是讨价还价,最差的甚至断然拒绝;有的甚至乘反对所谓“黑暗风”之机,责备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替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小组工作的周恩来,只差没有公开点名,但人们一听便知是针对谁的。我和田家英深感有些同志对中央态度不正确,对总理极不公平,很是愤慨,但在会上不便发言。有一天晚饭后,我同田家英议论此事时有如鲠骨在喉,不吐难受。于是打电话给总理秘书许明,要求面见总理。周恩来刚在白天参加意见纷纭的会议,夜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但很快就把我们叫去了。我们向他诉说城市工作会议上空气不好,有些同志发言极不正常,不顾大局,特别是有的同志在2月西楼会议和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赞同中央决策的,现在又反悔埋怨,甚至影射周总理,说话非常难听。我们说着说着就流泪,担心中央决定的非常措施落实不了。我们认为这些同志对国家大事如此轻妄,怎么得了。

  八月三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关于集中统一问题,刘少奇着重谈了加强中央集中统一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他强调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必须统一起来,必须把地方和部门计划纳入国家计划之中,决不允许在国家计划以外,还有独立的地方计划和部门计划。

周恩来一面安慰我们不要激动,一面又严肃地对我们说,非常措施是中央会议决定并经毛主席同意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执行这些措施涉及各方面的实际利益,难度很大,有同志一时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这要耐心说服,稳妥帮助。他深有感慨地说,1959年春调整时,我身为一国总理,竟然连调 1000吨钢也做不到。现在又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可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不容易。现在证明七千人大会十分必要,但只靠一次大会,虽然开了一个多月,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很激动地对我们说,过去指挥千军万马,有时为了全局的胜利,不惜牺牲局部,军令如山倒,成千成万的战士,视死如归,慷慨捐躯,没有遇到像现在和平建设时期做调整工作这样困难。但是,你们可以相信,中央是坚持原则的,议而有决,决则必行。我已同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谈过,抓阶级斗争不能影响调整工作,毛主席也表示赞成。

  八月四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关于党的作风问题,刘少奇突出地谈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18—443页。)

这次谈话一直到深夜,我们在门口向总理告别时,田家英还热泪盈眶。

  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参加。这一次,比较系统地讲了他的意见,问题越来越集中到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主要是从包产到户引出的。

  刘少奇报告后,毛泽东对今后几天的会议作了安排。他说:明天②(②1962年1月28日是星期日。)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二十八号,我们争取三十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三十一号。如果三十号搞不完,那末我们加一个三十一号。总而言之,三十一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三十一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①(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7日。)

一两天以后,周恩来8月17日在中心小组发言时,一般表示同意毛泽东讲的阶级、形势、矛盾的意见,着重谈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说,关于形势,有一个时期把困难现象,说过了,但主观上是积极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客观上可能影响一些同志把形势看成漆黑一团。当然,许多同志仍然是信心十足,鼓足干劲的。这一点可以从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形势的宣传要点后绝大多数同志反映很好来证明。中央各部委同志工作都很努力,没有泄气,想方设法完成中央提出的任务,而且措施得力,见效也快,效果比预期的好。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一月二十九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林彪讲话。林彪的讲话,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明显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他在讲到这几年的困难时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7、108页。)

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过程中插话说,调整工作是见效的,大家是有信心的。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毛泽东在这里用提问题的方式,表示了肯定的意见。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在讲两类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放到这样突出的地位,这同他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

  林彪还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军事方针。

刘少奇也插话说,据最近统计,今年上半年减少城镇人口的任务已经完成,减轻了粮食供应的很大负担。过去强调困难严重,因此大家才下决心减人。

  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彭德怀的信,是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小组对这些问题逐一审查。

  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③(③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后,接着就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它的预备会议。

  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鼓掌。

预备会议历时近一个月(8月26日至9月23日),批判“三风”比在北戴河有过之无不及,也继续修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在这期间,周恩来会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分别跟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商量,逐一落实中央决定的非常措施,其中反复商议较多的是商业问题(主要是粮食、棉花、油料、肉食的购销、征调以及日用品的供销等问题)。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①(①毛泽东同华东和中南地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62年8月5日。)

  毛泽东说:

到了八届十中全会正式会议(9月24日至9月27日),毛泽东在讲完全会议程后又一次更系统地讲了阶级、形势、矛盾三大问题。其中关于形势问题中,他讲了抓阶级斗争和抓调整工作的关系。因为在北戴河会议将结束时,刘少奇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是否不要联系那么密,有些问题可以就事论事,不上纲上线。当时没有定论。

  这次谈话,是为八月六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作最后的准备。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在这次全会开幕时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切不可以因阶级斗争妨碍调整工作,请各地区、各部门务必注意。要记取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当时抓了党内斗争而抛开了工作,反右而不反“左”。这次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平行,但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已成立两个专案小组审查两个“翻案”(即彭德怀和习仲勋两冤案)的问题,不要使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大部分时间放在工作上,指定专人对付阶级斗争,如公安部门。阶级观点很重要,但要抓工作,而且要抓紧。庐山会议本来不应当受干扰。当时及其后,我们还受帝、修、反的干扰。其实我们应当不受任何干扰,无论党内外、国内外的干扰都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要努力做好调整工作,争取明后两年恢复农业。全党要团结起来,要团结包括犯过错误的所有同志。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改正,站到马列主义方面来,中央路线方面来,我们就好合作。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刘少奇提议、中央常委一致赞成,由中央和地方的部分负责人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中心小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由22人组成,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刘少奇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对待困难的三种态度:一是坚决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利用困难向党进攻,这是反动的。刘少奇还说,今年5月会议,对困难估计多一些。如果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估计困难多一些不要紧。如果动摇,就很不好。现在看来,困难有多大,不过如此。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好转了。在刘少奇讲话过程中,毛泽东插话说,被困难吓倒,暂时动摇,提过建议的是思想认识问题,不能说是搞修正主义。至于未经中央同意就到处宣传包产到户,那是违反纪律问题。不是到处宣传,只在党内提出意见或建议,这是允许的。毛泽东这段插话,我当时理解,毛泽东把在北戴河会议中心小组内被他点名批评的田家英,同邓子恢加以区别。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意见,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后来毛泽东并没有要田家英作检讨,田家英也没有主动作检讨。当然,即使这样,批判邓子恢搞“单干风”也是错误的。

  这段时间,毛泽东接连批了几个材料,印发会议。其中有: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给毛泽东的信,新华社关于南共联盟领导人谈南斯拉夫经济情况的一篇综合报道,新华社播发的题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报道,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刊载的一篇访问记《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还有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是专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人看的。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周恩来在9月25日下午讲话,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讲话和即将提交全会通过的文件和决定。他谈到形势时说,5月会议对困难估计过了一点,但工作还是积极的,信心十足、干劲十足的。强调困难不是否定工作中的成绩,这两年,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之后,做了大量的调整工作,而且收效很快。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四点:阶级斗争,如彭、习两案,已有专案组审理,调整工作不要受干扰;反右必须防“左”,不要搞到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去,不要搞运动,这是庐山会议的教训;要加强阶级教育,团结全党;还有大量调整工作要做,要抓紧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八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六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周恩来这番话,简明扼要,针对性很强。可以说,在大刮反“三风”的那个时候,能这样直言不讳,实事求是的风格,深得大家称赞。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①(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1月29日。)

八届十中全会及其以前的北戴河会议,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和大批所谓“三风”,反映了党内“左”倾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4年之后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但是从当时的形势及其以后总的情况看,这对调整工作并没有构成重大干扰,中央领导同志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抓调整工作。只是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后来称之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多或少地影响各地的经济调整工作,加上1964年开始的“学术、文艺批判”,也为尔后的“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准备了条件。但是,无论如何,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坚持调整的方针,做了大量工作,使国民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1963年开始好转,1964年全面好转。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当天晚上,各中央局召开会议,对如何开好“出气会”进行部署。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高潮。

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上,作“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告:“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接着,他讲到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单干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①(①指《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毛泽东一共讲了六个问题: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民主集中制问题;我们应当联合哪些阶级,压迫哪些阶级;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

周恩来从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这4个主要方面,概括地列举4年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巨大成就。

  其次是阶层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七千人大会的主旨是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一点,毛泽东是赞同的。但问题是如何实现集中统一,用什么来反对分散主义。实际上,在当时既有分散主义的问题,也有个人专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因此,大会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不同意见,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把反对分散主义而是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心问题来讲,强调和坚持民主集中制,来实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五个统一。他力求从更高和更全面的层次上,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在农业方面,粮食、棉花、烤烟、甘蔗、猪、羊等主要农牧业产品的产量,都超过1957年的水平。1964年全国拥有的拖拉机数比1957年增长4倍,排灌机械马力增长12倍,农村用电增长22倍,化肥增长两倍多,农田水利建设成绩很大。

  接着又谈到积累同消费的矛盾、集中同分散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敌我矛盾。

  毛泽东这次讲民主集中制问题,与其说强调集中,不如说更强调民主。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工业方面,1964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有很大增加。4年来主要工业产品品种增加了24000多种,产品质量普遍提高,有些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成本显著降低,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来说,实际上是起点题作用。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在会上我只是提了个题目,投有表示态度。只是在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上露了一点。等一两天再讲一点。”这个讲话后,会议便转到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而且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毛泽东批评了党内的一种现象,说:“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他举了一些省委发扬民主、作自我批评的例子,说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商品供应状况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城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1957年相比,1964年供应的猪肉、羊肉、蔬菜等副食品、都增长30%以上,机制纸、铝制品、搪瓷制品、自行车、收音机等主要日用品,都增长50%以上。

  八月九日中心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从八月九日到八月二十日的十二天内,中心小组共召开八次会议。每次中心小组会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中央局第一书记就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

  他还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也有了新发展。

  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六个组汇报讨论情况,谢富治讲了敌我矛盾问题,罗瑞卿讲了部队对单干的看法,陈伯达讲了合作化的历史,康生讲了苏联集体化的历史。毛泽东随时插话。他对这两天各组讨论的情况,认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

  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周恩来指出,今后10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10年,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还要在更长的时期内,进一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李井泉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毛泽东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十分赞同。他提出来,要把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到他的报告里头。他说:“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要修改一下,把主席讲的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进去。这个问题,在各组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了,但是我们起草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而没有从另一方面去考虑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底下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们起草委员会修改的时候注意不够。今天找了陈伯达和胡绳他们几个同志,谈这个稿子如何修改的问题。根据主席的意见,想把这个第二部分的题目改成‘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统一。过去这几年,有集中过多的倾向。这种集中过多,_小是真集中,不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而是独断专行。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之一是这一条。”他还说:“要搞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如此。过去我们在这方面/t、让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堵了言路,这是一条很大的教训。所以,毛主席就讲了一篇民主集中制。”①(①刘少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2月8日。)

总的来说,在4年调整时期,周恩来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3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关系我国是衰败下去还是中兴起来的重大战略问题上,坚持调整方针,不辞辛苦,全心全力,任劳任怨,既坚持原则,又耐心说服,措施果断又步骤稳妥,历尽艰难险阻,不折不挠,对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胜利完成,对国民经济较快地恢复和发展,起了关键性的重大作用。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的这一伟大贡献。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重点,是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在纠正错误、总结经验的时候,常常讲到认识论问题,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这次讲话,系统地发挥了这个问题。他详细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进行民主革命,是经过了二十四年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这一历史过程。然后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作者60年代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9日。)

  他坦诚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①(①此处原有一段话:“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删去了这段话。)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

  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在听取了各组汇报以后,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发言。

  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曾经信心十足地但又是很轻率地认定,只要有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冷静多了,改变了那种不切实际的认识,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他还回忆了一九六一年对蒙哥马利说过的一句话:“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这同他当年认为很快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并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估计,真是有天壤之别了。从这里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强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必须有一个过程。

  大家汇报说,根据主席指示,集中讨论了原则问题,很有兴趣,热情很高。毛泽东满意地说:“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9—304页。)

  邓小平发言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这个历史时期还有阶级、阶层,还有阶级斗争。”邓小平还讲到,无论在国际斗争方面,还是在国内问题上,都要看我们的旗帜鲜明不鲜明。左派旗帜不鲜明,歪风就厉害。

  毛泽东的讲话,进一步增强了大会的民主气氛。当晚,他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局负责人会议,决定常委几个人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再用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少数空气沉闷的省份,在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亲自坐镇下,初步揭开了盖子,前几年严重存在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刘少奇说:“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我们这个国家阶级存在的时期还是很长的,因此,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关于形势问题,他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毛泽东插话:“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毛插话:“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五月会议下了决心,减轻征购任务。当时对困难估计有三种设想:一是估计够了;二是估计不够;三是估计过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二月二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出气大会告一段落。

  刘少奇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插了一段话,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春节临近了。二月四日是除夕,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二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同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人员一起出席团拜会,共度春节。

  刘少奇谈到在经济上、在党内都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大年初二(二月六日),继续开大会,邓小平和朱德讲话。邓小平着重讲党的建设问题。朱德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刘少奇谈到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毛泽东又插话说:“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①(①当时田家英的主张是:百分之四十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百分之六十为集体和半集体。),否则生产就要破坏。”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家英。

  大年初三(二月七日),七千人大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讲了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的办法等问题。在通过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之后,由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又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并且提到所谓砍二十万个合作社的历史旧账。

  七千人大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到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和批评,有些批评指名道姓,包括对毛泽东的指名批评,这种情况,在建国后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在全体会上,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所属各综合部门,要负很大责任。此前,邓小平也曾多次在中央会议上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作诚恳的自我批评,深深地感动了全体与会者。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1日。)

  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总结大会,又是一次动员大会。通过这次会议,大家精神振奋,团结一致,积极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去。

  第二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找来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印发过的一个文件,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当时曾经写过一个批语,肯定了这个文件。这一次,毛泽东要求重新印发,并写了一大段批语批评邓子恢,不但算了一九五五年所谓砍合作社的1日账,还算了一九五。年“提倡四大自由”等老账。

  七千人大会也有缺点和历史局限性。会议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后来也没有能够真正的贯彻实行,相反,却逐步地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彭真等作了发言,邓子恢再次作检讨。

  七千人大会一结束,二月八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刘少奇主持。这时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

  罗瑞卿发言,在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时候,毛泽东插话,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按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对形势的估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一九六二年要抓紧的工作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农业和工业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久,刘少奇发现一九六一年实际上存在着三十多亿的财政赤字,如不采取措施,一九六二年的财政有出现更大赤字的危险。他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前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进行研究。

  这是毛泽东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陈云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同时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意见:(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0—206页。)陈云这个讲话,成为西楼会议和随后出台的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础。

  罗瑞卿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②(②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85页。)

  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它在七千人大会认清形势、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检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特别是当前的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摸清了多年来想搞清楚而没能搞清楚的家底,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真正认识到当时面临的财政赤字的危险性。在此基础上,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非常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第二,“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②(②《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1962年3月18日。)第三,由陈云、李富春和李先念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3日。)

  二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陈云发表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先念作关于当前财政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讲话,李富春作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三个讲话,特别是陈云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三月十八日,在刘少奇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三个讲话。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李富春、谭震林和康生发言。

  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是在西楼会议开过不久酝酿恢复成立的。后来确定由陈云担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担任副组长,周恩来等为财经小组成员。

  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这时,毛泽东插话,讲了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当时,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但也并非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生产,不讲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在许多情况下,他总想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方法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样做总是事与愿违,往往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在七日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再次就如何恢复生产、克服困难问题讲话。他强调,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是恢复阶段。对一九六二年计划要进行相当大的调整,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指标,要“伤筋动骨”。关于综合平衡,他认为,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结果不能平衡;按短线搞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r7—215页。)

  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三月八日,周恩来讲话。他说: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同时他又指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关于“恢复时期”的提法问题,他说: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②(②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3月8日。)

  谭震林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多了。

  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康生在发言中,主要讲阶级斗争的规律问题。他说,过去的十三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搞出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5日。)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批语等。刘少奇说: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③(③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页。)

  从八月十七日起,中央工作会议转入讨论商业、物价、粮食等问题。

  七千人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一直在外地。他在离京前,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二月下旬,田家英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见到毛泽东。

  同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李先念、周恩来发言。

  毛泽东对田家英整理的稿子不太满意。二月二十四日凌晨,给田家英写了二个条子,说:“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的批语,手稿,1962年2月24日。)

  李先念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第二天,讲话稿送来了,是一个录音记录。毛泽东花了一天工夫,在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改出后即交田家英,并批示:“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②(②毛泽东给田家英的批语,手稿,1962年2月26日。)

  李先念讲到粮食问题,说征购任务减少了,夏收的产量原来估计低了,现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进口粮食五百四十万吨,今年进口四百七十万吨,减少了七十万吨。逐年减少。毛泽东说:“减少了七十万吨,就是十四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他问周恩来:“今年进口粮食减少七十万吨,明年能减多少?”周恩来比较谨慎,说账还没有算,可先减少七十万吨,再看一看。

  从这时起到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改了七遍,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和补充,主要集中在民主集中制问题和认识客观世界问题这两部分。其中有一段话,意思是说,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降到下级机关去工作。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毛泽东在修改整理稿时,读到这里,觉得言犹未尽,忽然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随手引来:“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引证之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发挥了一篇议论。为了引证无误,毛泽东特地嘱咐田家英找来《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加以校对。

  李先念又说:“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李先念带有检讨的口吻说:“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毛泽东说:“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以及文字上的润色,使得这篇讲话内容更丰富,理论色彩更浓,文字也更为流畅。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六六年二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中共中央在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曾经他本人同意,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①(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7页。)

  当时商业工作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同时存在两个市场(国家计划收购市场和自由市场)、两种价格(国家计划收购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李先念提出一个问题:粮、棉、油是否进入自由市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一致做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刘少奇说:“自由市场事实上是存在的。你不让搞,它有黑市。不让它存在是不行的。”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7日。)

  毛泽东的心始终牵挂着农业问题。农业“六十条”’下发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工作,各地正在抓紧进行,农村和农业的情况究竟怎样,“六十条”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他非常需要了解。二月二十五日,找来田家英,要他再组织一个调查组,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他指定了四个调查地点,都在湖南。一个是毛泽东的家乡湘潭韶山,一个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还有湘乡唐家士宅(毛泽东的外祖家)和长沙天华大队(一九六一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他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调查。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并且很关心调查组,说湖南三月份天气还很冷,可以向湖南省委借些棉大衣给大家穿。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刘少奇就会议传达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容易联系到反右。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容易划分不清,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毛泽东当即表示: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

  很快,田家英组织了一个十七人的调查组。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他兴致很好,谈笑风生,并向调查组提出了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的劳动。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笫88页)

  刘少奇的这个建议极为重要,防止了在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后在全党立即出现反右。

  三月底,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分别去了韶山、炭子冲和唐家±宅。天华大队一直没有去。

  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话。

  这时,毛泽东已经改出七千人大会讲话第七稿。三月二十日,批示将讲话整理稿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征求意见。

  他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②(②指邓子恢。),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四月初,陈伯达同胡绳、吴冷西、邓力群一起,对毛泽东的讲话整理稿通读了一遍,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采纳了这些意见,并批给刘少奇和邓小平,说:“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修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7日。)

  讲话又转到阶级问题。他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20日。)

  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讲话稿的修改,至此告一段落。他在修改讲话稿的同时,也十分关注西楼会议以后中央采取的一些举措。

  这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讲的中心问题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已经出现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绝对化的情况。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汉回复刘少奇、邓小平:十六日来面谈一次,商议当前财经工作和给苏共中央复信等国际问题。十五日,又提出要周恩来和刘、邓一同来,并带上准备提交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陈毅作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至此,历时一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为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准备。当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回到北京,将在北京主持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月十六日到达武汉,当天晚上,就在东湖招待所向毛泽东汇报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随即,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十七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后来周恩来谈到这次汇报情况时说:“今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主席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今后十年要划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调整,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是农业的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又说:“七千人的干部会议之后,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讲了话,后头到武昌向主席汇报,成立了财经小组。”①(①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5月11日。)

  八届十中全会先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三日。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从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讲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而到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在形势估计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就十分清楚了。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的开法基本上是大会发言。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三月十八日返回北京。

  二十四日的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并讲话。他说: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出席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农业问

  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刘少奇在会上根据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的报告。毛泽东出席了四月九日的第二次会议,先听了讨论刘少奇报告的发言,然后讲话。

  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

  在三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上,刘少奇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一列出,并且指出,缺点、错误由中国共产党负责,在中国共产党又是由中央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负责人士没有责任或者责任很小。对此,与会者反应十分强烈,对中国共产党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精神深受感动。张治中更有深切的感受。他说:“我这个人跟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二十五年之久,我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也有十几年之久,我就从没听过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论在大会上、小会上,他总是骂街,骂这个人不对,骂那个人不对,好发脾气,好骂人。有个故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恐怕在座的也有人知道。国民党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也在大会上骂人。当时会场上不晓得什么人写了一个条子,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书经》上的:‘万方有罪,朕躬有责’①(①见《论语•尧日篇》,原文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又见《书经•汤诰》,原文是:“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蒋介石把它改成‘朕躬有罪,万方有责’。这句话传遍了全场。”②(②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62年4月9日。)

  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

  七位与会者发言后,大家要求毛泽东讲话。毛泽东作了一个不长的讲话。

  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

  他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

  在讲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次人大开会,不是开了好久吗?三个礼拜。还是从前讲过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三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嘛,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

  在谈到当前的困难时,毛泽东说:“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

  最后,他归结了一下自己的讲话:“我这个话很短,主要就是这些话: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而这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制定出来。要制定,就需要作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①(①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记录,1962年4月9日。)

  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在召开。他表示希望这次人代会能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开成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

  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等继续着力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接着,他对八月六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同时提出:“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②(②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4月16日。)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

  四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①(①程子华在中共国家计委党组会议上传达刘少奇在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时的讲话的记录,1962年4月25日。)

  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

  四月上旬,中央财经小组曾经多次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方案。在周恩来主持下,把讨论意见整理成《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将修改后的报告稿的第一部分报送毛泽东。他在信中说:“昨晚谈到的那个财经小组报告第一部分,现在改好,请予审阅。这个报告要点,昨晚已大略谈过,在主席看过后,望能约常委(林总②(②林总,指林彪。)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谈,并给我们指示,以便好继续进行准备开会③(③指定于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均已写在第一部分里,其他部分只是发挥第一部分的论点,不看也可谈的。”④(④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4月25日。)

  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是不待说了。所以

  五月一日,毛泽东看完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写了一个批语:“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来信的批语,手稿,1962年5月1日。)

  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

  五月二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七月六日返回北京。

  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周恩来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等问题,邓小平讲了当前的中心工作和甄别平反问题,朱德讲了农村工作问题,刘少奇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②(②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5月11日。)

  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抓迟了。”“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产队的问题,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产队。”

  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

  邓小平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抓住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善于抓要点,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他还特别强调甄别平反工作,他说:“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请大家注意。干部的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现在,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①(①《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18、319页。)

  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

  刘少奇的讲话,带有总结性质。他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②(②《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44—446页。)

  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

  这次会议确定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中央财经小组吸取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和充实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对经济形势作出比较清醒的分析,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一九六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对于下最大决心一心一意搞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了批发这个报告的指示,于五月十九日连同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一起,请李富春阅后立即送毛泽东审批。他在信中说:“如主席一时无暇看,最好先阅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阅后将报告大意说给主席听听,看这个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发下。报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①(①指1962年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两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或林以电话告尚昆办。”②(②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5月19日。)

  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

  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看过两个文件后,批示:“退总理,照办。”③(③毛泽东对《中共中央转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手稿,1962年5月24日。)

  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

  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

  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

  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

  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

  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

  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接着谈形势问题,对几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很概括的论述。

  “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

  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

  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

  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

  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

  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

  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

  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

  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

  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

  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

  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

  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

  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

  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

  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

  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

  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

  在好转。”

  毛泽东谈到第三个问题,矛盾问题。

  “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

  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

  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

  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

  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

  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

  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

  问题。”

  毛泽东越来越把国际方面的斗争(主要是同苏共的意见分歧),同国内、党内的问题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就开始了。而今,干脆就把“右倾机会主义”改称为“修正主义”,并且确立了在国内要解决“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提法。他认为,这两种斗争,国际的和国内的(主要是党内的),归根到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观点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化了。

  毛泽东接着说:

  “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

  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

  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

  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

  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

  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

  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

  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

  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

  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

  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

  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

  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

  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

  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尽管毛泽东重申延安整风时期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正确方针,但是由于前提搞错了,甚至是颠倒了,把党内的一些不同意见分岐,错误地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或叫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这就不可能做到正确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分歧,而使一些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使党蒙受重大的损失。

  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大家: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

  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

  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

  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

  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

  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

  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

  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

  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

  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①(①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

  年9月24日。)

  这是注意了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教训,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而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表示了这样一种鲜明态度,才使得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的几年内,经济调整工作仍能基本上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没有受到正在发展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

  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所谓“翻案风”中间,康生等人利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提出了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有严重政治问题,说这本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以此陷害支持这部小说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在这次全会上设立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一个是彭德怀一案,另一个就是习仲勋等人一案。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②(②据薄一波回忆,在毛泽东这次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30、1131页。)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他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但是,毛泽东把它用到小说《刘志丹》上,用到习仲勋等人的身上,则是完全用错了。而且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讲完话,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说明。毛泽东又有一些插话。,当陈伯达谈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时,毛泽东说:“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O年差不多整个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一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陈伯达谈到经过一九六。年下半年的“十二条”、一九六一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说:“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

  在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毛泽东又插话说:“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在陈伯达谈到国际上修正主义也要封锁我们时,毛泽东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在这里,毛泽东肯定了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路子,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很重要的。从六十年代起,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了大量成套设备。一九六三年六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八十四项成套设备和技术。①(①《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页。)

  陈伯达在讲话中还提起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他去河南嵖岈山调查的往事。他说:“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生产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毛泽东说:“我就批评他。”陈伯达说:“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毛泽东:“还有吴芝圃。”陈伯达:“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墼布置的。”毛泽东:“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②(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批评了邓子恢。他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实际上是作为当时党内主张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三个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主张的表达方式也不同,因而毛泽东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他只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个人建议,而没有到其他场合去讲。因此,不论是大会还是中心小组会,毛泽东都没有指名批评他,只是在一些小范围的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过。田家英,是他的秘书,也是当面向他提建议的,所以对他仅仅在中心小组会上点名批评,语气也不那么严厉。而对待邓子恢则不同。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主张。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并且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不仅在中心小组会上,而且在大会上,指名批评。在各小组的讨论会上,对邓子恢也开展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还相当猛烈。

  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随而生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业的技术条件下。后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仍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部分优点,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可以实行双层经营,以至条件具备时发展为规模经营。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几次出现要求包产到户的浪潮,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而受到压制。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毛泽东总结经验,找到以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的体制,作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形式。他认为就当时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形式。应当说,这种体制,由于基本核算单位规模小,加上有一些比较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政策措施,同公社化初期那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相比较,甚至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较,都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仍然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许多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究竟怎么搞,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需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符合农民的要求,在实践中去探索的。

  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继续举行全体大会。二十五日的大会,由李先念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说明。随后,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继发言。二十六日的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讲话。二十七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通过十个文件①(①这十个文件是:《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关于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建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关于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前,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发言。

  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以及在全会的其他发言中,一致赞成毛泽东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发展壮大,直至取得全国政权的。阶级斗争观念深深地印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头脑中。他们的工作经验,主要也是阶级斗争的经验。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对于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这一段表述是在他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他修改审定的。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

  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

  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

  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

  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

  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

  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

  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

  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

  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

  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

  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

  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

  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

  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

  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

  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53、

  654页。)

  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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