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基督教传华的不同传教路线,近代的基督教

2019-08-27 22:43栏目: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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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新教传华以来,传教士们对于传教路线问题曾有过各种激烈的争辩,其中某些争论在传教史的研究中,一直未曾引起足够的重视。

所谓“三自”,就是“自治、自养、自传”。通常以为是解放后领导层的意志。其实,早在两百年前,就已经有了“三自”的说法。

非基运动对基督教的攻击

IV.近代的基督教

一般教会史家论到基督教传华的不同路线时,常对比两位知名的新教传教士:一个是创办内地会的戴德生,另一个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他们在传福音的方式上确有不同。戴德生所代表的传教方式是注重传福音本身,以拯救灵魂为主,希望福音可以尽快传遍中国。内地会传教士深入到中下层群众中传教,并且将福音传到内地边疆。他们不重视办医院设学校,认为只属次要;他们对中国文化亦没有什么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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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运动期间,国人对基督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些攻击是多方面的,总括而言,约有以下各项:

宣教准备时期(1807年-1860年)

李提摩太所代表的传教方式,虽对中国文化某些优秀部分有所欣赏,但是认为要中国人民接受福音就必须广泛介绍西方文化,将中国整个政治和社会文化作出根本的改造,才能创造出一个有利于传福音的环境。李提摩太十分看重对于能左右国家命运的士大夫阶层传教,并且极其重视传播西方观念的教育及文化事业,以及政治和社会的改革。

“三自”教会概念最早由范亨利( Henry ven 1796-1873,英国圣公会)和安鲁弗斯( Rufus Anderson,1796-1880,美国公理会)提出。安鲁弗斯倡导“本土教会”,鼓励在传教地实行“三自”,范亨利把它发展成一个差会教会变成本土教会的标准,并为当时传教运动所接受。

一、对一切宗教(包括儒教、佛教)的批评:

19世纪00年代
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到中国传教,基督教新教由此传入中国大陆。由于严禁传教,自1809年起,他供职于澳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边工作,一边传教著书,编著宣教 小册子。[唐1993,周1997,王1959]

以上所提的两种传福音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其分歧后来形成为中国教会内个人福音与社会福音之争。但是它们彼此却有很大的共同点,即二者都基本上对中国文化采取了否定或贬低的态度,双方都无意使基督教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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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反理性、反知识的。

19世纪10年代
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马礼逊开始将《新约全书》译为中文,并刻印《使徒行传》中译本。1813年,《新约全书》中译本在广州问世,发行2000本。[唐1993,周1997,王1959]

不能不看到,当时不少传教士抱着传福音的神圣性和本国文化的优越性来到中国,将中国看成野蛮、落后、黑暗的国家,是一个异教的国家,迫切需要福音的拯救。

美国长老会驻宁波传教士巴特勒( John Butler)于1877年召开的在华传教大会上就提议把“三自”作为共同的目标:“一个本土教会,自治、自立,并拥有自己的牧师,是我们能让基督教扎根中国的最好证明。”

2.宗教使人逃避现世,只顾来生,因而成为人民的鸦片;减低人民积极面对现实、改变现实的能力。这样往往亦成了统治者麻醉人民的工具。

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嘉庆重申传教、习教治罪条例,并对禁教不力的官员规定处罚条例。各地官员深恐受责,纷纷认真查办,结果发现全国各省都有潜入 的传教士。于是,驱逐传教士、惩罚教徒的案件时有发生。但天主教仍在社 会基层的民众中传播。至1840年,秘密进入内地的外国传教士还有约30名, 信徒约有20万人。[李1998,唐1993,周1997]

十九世纪一有名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曾在1877年第一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上说:“我们作传教士的,深信到中国来,乃顺服主的命令,我们传教的目的就是使这个广大的中国民族成为基督的门徒。无论别人干什么其他的工作……我们在这里……却是与黑暗的权势争战,救人离开罪恶,务求为了基督,征服中国。他还大呼:“中国已经死了––可怕地死了!他认为,“福音有足够的大能来战胜儒家的无神论的和唯物主义的权力,正如它能战胜佛教和道教的迷信和虚妄信仰一样。他又热烈地歌颂不平等条约中保护传教的条例,并说:“我深深感谢上帝使我们和我们的信徒得到这些权利。……在这些条约和协约之中,我看到了他的手。这个国家已在我们面前打开了。让我们上去得那土地为业罢!杨格非的言论,充满了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蔑视,并且以强烈的战争性口吻,鼓动以福音征服中国的情绪,典型地代表了一种传福音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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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宗教在现代社会已无存在的功能,它是过时的产物。

1813年(清嘉庆十八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入华。在他的协助下,1819年马礼逊译竣《旧约全书》,并于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将《新旧约全书》完整地介绍到中国,马礼逊当推第一人。中 国工人蔡氏三兄弟蔡高、蔡兴和蔡三,还有梁发参与了《圣经》的刻版、印 刷和出版。[唐1993,周1997,王1959]

抱这一方针者,往往鄙视中国的传统宗教与文化,赞成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反对实行教会中国化的任何努力。在1907年的在华宣教百周年传教士大会上,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作了长篇发言,极力为不平等条约辩护。当时有人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因其对于传播福音是一阻碍,而不是帮助,他却抨击说“这是一种极端的主张,并且断言“若没有西方政府在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很难说新教在中国传播能取得多少结果。和狄考文同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的倪维思,曾提倡传教工作应同时帮助中国教会自立自养,狄考文也大为反对。他不但极力贬低倪维思的工作成就,还说倪夸大了中国教会的自传能力。他甚至说早年景教消亡就是因为停止接受外来的支援。总之,在狄考文看来中国教会要实现自立自养是不可能的,必须长久仰赖外国差会。

美部会在厦门的传教士保灵( Stephen Livingstone Baldwin)同样认为,“本地教会应该尽可能早的实现自养,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来促成的”,“因为只有自养的基督教才能向异教徒展现本土的基督教,由外国资金资助的教会永远都会受到质疑”。

4.宗教通常具有高度的排他性,蔽锢人民的思想,使他们拒绝接受新知,因而不能进步。

1814年(清嘉庆十九年),马礼逊在澳门海滨小丘旁流下的泉水中为第一名中国新教信徒蔡高施洗。后来,蔡兴和蔡三也受洗归主。[唐1993,周1997,王1959,顾1999]

在当时的在华传教士的言论中,特别是1877年、1890年和1907年三次在华传教士的大会中,以上的主张形成了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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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针对基督教的批评:

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东印度公司出资刊印马礼逊历时七年编撰的《华英字典》,其中所用中文参考书有万卷之多,注释详细,共6册,4500余页,至1823年间陆续出版。这是第一部汉英字典,不仅嘉惠后来的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 流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唐1993,周1997,王1959,林1977]

然而我们不能不见到在传教士的队伍中有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有较远的眼光,持平等开明的态度,主张一种与上述迥然不同的传教路线。

在华传教土所预想的“三自”教会,其本意是要把本地教会的西方模式转移到中国传教地,要求中国信徒的经济支持,中国人的管理和中国牧师的领导;传教士的“三自”模式并不鼓励中国独立神学的发展,礼仪的革新,或组织的改革,也不鼓励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融汇。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个说法虽源于共产党理论;但在当时既然民族主义的内容就是反帝国主义,则持此看法者便不一定是共产党人。此看法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主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中文刊物,为中国近代报业之鼻祖。[唐1993,李1997]

这些传教士首先对中国文化持尊重的态度。如与杨格非同属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理雅各,在1877年传教士大会的言论中,他一方面重视基督教从启示而来的信仰价值,另一方面关心中国文化思想有真理的部分。他认为,对于中国的宗教,“我们将会认同它优良的部分,并指出它不完全之处;我们不会隐藏它的错误地方。他曾将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加以翻译,介绍到西方去,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他还为香港第一所华人自立的合一堂打下了基础。竭力主张中国教会自立自养的倪维思,对中国文化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讲他所教导的伦理道德体系是世界历史中在圣经启示以外的最纯正的教训,他对人类的善良影响超过古代任何非受感的圣贤,这样说是并不过分的。

同中国传教士所倡导的“三自”思想有所不同,在日本的西籍传教士不仅提出了建立本土教会的思想,而且还反对宗派主义,主张创建立足日本的本色教会。

(a)中国正面临帝国主义的压迫;除日本外,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要将基督教传给中国的国家。

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印书工梁发在马六甲由米怜施洗入教,成为第二名中国信徒。自1810年起,梁发即置生死于度外,帮助马礼逊刻印《圣经》中译本 。1824年,梁发由马礼逊按立为第一位中国牧师,继承马礼逊在广州的传教 工作。梁发著有许多宣教小册子,刊印于1832年的《劝世良言》一书,日后 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1997,林1977]

这些传教士往往主张在传教的开始阶段,就应当提倡中国教会自立、自养,不应当长久依赖或受制于西方教会。

这个以后再啰嗦。

(b)历史上,基督教是伴随着帝国主义来到中国的。在二十年代,传教事业仍是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

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中国第一所西式学校“英华书院”。该校以中英文施教,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等科,开基督 教在华的现代化教育之先河。1825年,开始招收女生入学。1843年,该校迁 往香港。[唐1993,林1977,李1997]

在宁波传教的美长老会传教士蒲德立在1877年的传教士大会上就提出,中国教会要自立、自养,要有本地的牧师主持教务,这是使基督教扎根在中国的最大保证,同时也不致于被人看为洋教。他认为使中国传教人员“受雇于外国差会,乃是“很大的错误。他说:“有一个自治、自养的,并有自己本地牧师的本地教会,就最能证明基督教已在中国生根,它无须海外的帮助就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并且繁衍它自己。目前本地的基督徒感到最窘迫的讥嘲,是说他们信仰并奉行一种洋教,但是当本地基督徒能自己维持和传扬其宗教,这种讥嘲就不攻自破了。他强调说,“中国传福音的工作必须由中国教会自己来进行,有它自己的牧师,采用它自己的手段。他指出“有一种广泛的看法,即出钱叫人去传福音,这从一开始就是很大的错误。……在较有思想的中国人中,对基督教的偏见大多来自外国人雇佣本地人来传教这一事实。这种做法把宗教贬低为谋生之道,败坏那些传教的人,并使那些听道的人心里刚硬。

总之,三自,是欧美传教士的策略术语,被我们误解了很多年。

(C)差会在中国拥有大量学校、医院及种种慈善事业,吸引了广大群众。他们即使不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也会因此而有亲英、亲美的思想;最低限度减少了国家精神。

19世纪30年代
1830年(清道光十年),美国首批传教士二人到达广州,其中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创办了贝满学校。后又创办并主编《澳门月报》,刊载有关中国 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等资料。 [唐1993,周1997,陈1999]

十九世纪后半叶在山东传教的倪维思,和在汕头传教的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汲约翰都主张改革传教方法,推行某种使中国教会自立自养的方案。倪维思在1885年于《教务杂志》上发表文章阐明他的观点,次年将这些文章编印成一本小书《传教工作的方法》。他在书中抨击了老的传教方法,这种方法“大量地依赖受雇的当地人员,并“极力使用外国资金来扶植和刺激当地教会的成长。他所主张的新的方法是“不赞成并致力于减少这种人员,并认为应当“从一开始就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他列举了老的传教方法所产生的种种不良后果,尤其是会降低传教工作的形象,产生了“吃教现象,甚至会被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看为是外国势力“买服民心以危害国家的一种手段。倪维思所推行的方法是尽量使当地的信徒,凭自己的热忱,在自己的地方或场所,义务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他认为用这一方式进行传教,是最符合保罗的榜样和教训的。倪和一些英美传教士在山东某些地区推行这方法,曾取得一些成就。当时美国北长老会在朝鲜半岛开始宣教工作,倪维思于1890年应邀访问了朝鲜,向一些传教士介绍他的传教方案。一位传教士回顾说:“从这些谈话,以及他《传教工作的方法》一书,朝鲜的宣教工作得到无可估量的益处。另一位说,“经过祷告和仔细的考虑,我们得到了带领,基本上采取了‘倪维思原则’,它从此以后成为我们宣教工作的方针。一个世纪以来,朝鲜的教会奉行这一原则,已使教会深深扎根于朝鲜半岛的土地与文化之中,信徒人数有巨大的增长,至今韩国的基督教长老会,在论述该教会的成长时,仍归功于倪维思的传教方案,及其自传、自治和自养的三个基本原则。

话说回来,我们做得好么?

(d)宗教都具排他性,但基督教的排他性尤为厉害,除天主教与更正教势如水火外,不同宗派间也互相攻讦;如此妨碍了中国人的团结,对他们要一起探索国家的出路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1833年(清道光十三年),郭士立(Karl F. Gutzlaff,1803-1851)主编的《东西洋 考每月统纪传》在广州创刊,是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最早的基督教中文期刊。1934年,郭士立在广州发起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以出版书籍介绍西方文艺科技为宗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成为该会的主要刊物,每期除 刊载各国志略、地理、天文、新闻、贸易、物价、宗教等内容外,更有不少 介绍西方科技的专论。晚清首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撰写《海国图 志》时,就多以此为参照。郭士立是一个有争议的传教士,他一生主要任职 于东印度公司及英国政府,虽然做了一些传教的工作,但却直接参与了刺探 军事情报;这些事实给中国基督教传教事业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唐1993, 李1997]

汲约翰在汕头地区的传教方法,代表了另一种类似的努力。他在1901年出版了《华南传教问题与传教方法》一书,介绍了汕头传教工作的经验。他所推行的传教原则是,有了一定数量的当地信徒后,就应鼓励自治、自养。当地信徒要推选牧师时,必须保证能全部供养该牧师,若一个堂会力量不足,可由几个堂会共同供养。信徒开始成立区会时,传教士可以牧师或长老的身份参与民主讨论,但各区会应以实现自治、自养、自传为目的。1881年在汕头地区就有了由各堂会的长老,会同外国传教士所组成的第一个区会。1882年有了第一位华人牧师,是由几个堂会所共同供养的。汲认为有了中国信徒自己供养的牧师,实现自立自养也就顺理成章了。汲认为长期依靠外国资助有许多弊病,会损害“天然的自尊心和独立自主的愿望,并招来“吃外国人的饭的讥嘲。汲也批评了不平等条约中保护传教的条例,因“在当地人心目中不可避免地会认为基督教来到他们中间,是统治者的权力和影响所支持的。“在外国政府的压力下,基督徒享受着那有恶名的保护权,于是他们脱离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而在外国的保护权之下。他在1907年在华宣教百周年大会上关于主张中国教会自立自养的讲话更引起广泛的注意。他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客观形势,认为“在中国教会内外,中国民族精神的觉醒已到了惊人的地步。……在教会内外都能感到,人们已不能忍受外国的控制,甚至外国的影响。他呼吁传教士们应采取明智的态度,承认“摆脱外国控制是中国教会应有的权利,“中国教会应当自养、自治、自传,“中国教会的自治,不是我们出于不得已勉强作出的让步,而应当是我们所热切期望和提倡的事。他按照汕头经验,阐述了中国教会如何逐步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步骤以后,再次强调“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一个教会,它有足够力量实现,并且很快能够完全实现自治、自养与自传。他引用圣经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即传教士指挥中国教会的作用应日益衰微,但在许多方面仍可发挥“朋友与顾问的作用。他认为中国教会实现三自以后,“人们不再看基督教团体为我们的无能的被保护者和追随者,这些团体在非基督教的同胞中的影响必然会大大增长。

这些指控在中国社会上产生极大的震荡和回响。它们都不是纯粹的学理问题,而是有所因应,在历史里可找出其根源线索的,故要答辩并不容易。基督徒在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一直在努力以行动来答辩此等攻击和挑战。

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医生(Peter Parker,1804-1888)到达广州。次年开设“博济医院”。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开业第一年,即诊治了2152名病人。1838年,成立“在华医药传道会”,英美各差会 纷纷响应;1851年前,先后有17位医疗传教士来华;该会由郭雷舒医生(Dr.Thomas R.Colledge)和伯驾先后主事。至1919年,全国共有教会医院326所。 医疗传教士们也向中国介绍西方医学。中国近代医学之建立与发展,是以教 会医药事业为基础的。[唐1993,李1997,林1977,朱1994]

义和团运动前后在华北传教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罗兰德·爱伦深切体会到人民群众对洋教的反感,曾致力于传教方法的研究,并于1912年出版了一本《圣保罗的和我们的传教方法》,其中强烈批评了当时的传教方法不符合使徒保罗的主张。他认为西方传教运动,在各处建立的教会,都一律具有洋教形象。他说:“所有地方的基督教仍旧是舶来品。我们迄今未能将建立在异教土地上的基督教本土化。……基督教在我们所传教的各地都是一个洋教,这仍是事实。他谴责传教士们带有民族和宗教的优越感,抱着怜悯穷人的心情去传教,对当地的人不能平等相待,甚至教育信徒把自己放在基督的地位上。他指责他们对新信徒任何的独立行动都抱有疑虑和恐惧,极力要把一切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他指出“尤其在中国,老百姓中普遍流行的看法,认为做一名基督徒就是顺服外国的统治。他认为使徒保罗传福音的方法,其主要特点就是要促使当地教会能够自立,不依赖于母会。保罗所建立的教会,都是能够自主管理,依靠自己的财力维持,不需要外来的补贴,依靠自己的领袖来治理,不从属于海外的教会。他认为,不相信一个教会能够自立自养,实际是不相信圣灵的能力。他和倪维思、汲约翰一样,也主张在传教工作的开始阶段,就推进自治、自养和自传的原则。

回应的路向

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新约译本《新遗诏书》出版;旧约则于1838至1840年之间问世。参与这项工程的有四位传教士:英国圣书公会的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德国传教士郭士立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以及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ohn R. Morrison)。[中1989]

总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出现一些个别的人物,他们能审时度势,对传教运动及其方法抱有较明智的见解,敢于批评当时流行的思想模式,提出基督教在各地必须早日自立化、本土化的主张,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在当时传教运动的大潮中,他们的见解往往如旷野呼声,很少得到响应,却遭到种种的非难。尽管这些传教士主要还是从更有利、更长久的传教效果出发,力图避免洋教之讥,一般还不能从反洋教的风潮背后,看到被压迫民族对西方强权假借宗教进行统治的反抗。可是他们主张传教士不应当对所建立的教会长久进行控制,主张传教不应当依靠外国的财力和势力,而应当依靠圣灵的力量,主张新建立的教会从一开始就应当努力自治、自养、自传,这些主张对当时的中国信徒是有启发、有教益的,对于以后中国信徒所主张、所推进的三自运动也是有影响的。这些传教士代表了西方传教运动中最开明、最优秀的部分,在传教史和传教学的研究中,应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基督徒到底如何回应国人的挑战呢?他们选择了那些路向?这些路向又企图解答什么责难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好是借助主后1926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一篇由编者所写的文章“Characteristic of Christian Movement"。文内指出,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挑战,使基督徒产生两个自省式的问题:第一是「基督教是什么?」(What does the Christian Religion mean?)、第二是「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上占有何种角色与功能?」(What is the place and function of the Church in the life of China?)这两个问题,正好总括了基督徒要努力的方向: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在澳门创办“马礼逊纪念学校”,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音乐等科。中国近代第一批留 学生如改良主义者容闳和名医黄宽,即毕业于此。1847年,布朗牧师携容闳 、黄宽等赴美留学。1854年,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返回中国推动留学与政 治改良;黄宽自美转入英国爱丁堡大学习医,1856年毕业后返回广州行医。 中国近代留学运动,早期传教士开其先路。[唐1993,李1997,李1998]

摘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

在当时的中国,基督教被指为迷信、反科学、反理性。因此基督徒要回答的是: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又基督教除了那些所谓迷信的超自然成分外,还有什么?由于第二十世纪是科学主义泛滥的时代,一切神迹奇事皆为国人所否定,即基督徒亦难以招架;再加上西方此时期自由主义的神学思想盛行,对圣经的超自然部分亦不重视、甚至予以灵意化的解释。是以就「基督教是什么」作答辩的,多数都持了自由主义的若干或全数观点,认为神迹并无特殊意义,基督教的重点和主题也不在这里。他们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博爱精神,这种博爱精神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中国急需学习的。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天主教在中国13省仍有传教活动,西方传教士共有65名,天主教徒共有30万人。[顾1999]

对于「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上占有何种角色与功能」此问题,可以再细分为以下三方面,以待基督徒作答:

19世纪40年代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由于严禁传教,在华新教传教士总共20人,代表4个差会 ,30余年间收信徒不满百人。传教准备集中在中文文字工作上,如译经、著 书、办报;在此期来华的传教士中,有14人写过中文书刊239种。办学兴医也是为传教作准备的有效工作。[唐1993,周1997]

一、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基督教到底是否人民的鸦片,使他们只顾来生、不顾现世呢?基督教的现世意义何在?对中国人的生活有何贡献?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英国为了向中国倾销鸦片,攫取中国财富,发动了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 条约》,割让香港,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口通商。随后和 美国签订《望厦条约》,和法国签订《黄浦条约》,把通商口岸也开放给美 法等国,允许建堂传教。这些政治性的条约,有条款涉及了传教的问题。在 西方急速兴起殖民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背景下,同文同种的传教士本已涉 嫌,而因人性的弱点刻意求功,在方法上作了政治性的妥协,把传教置于不 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这样便偏离了宗教传播的正常途径。内地的传教士们 对传教条款忧心忡忡,认为这样做“反而引起当地人民对教友的注意。在这 以前,内地传教士尚可在隐姓埋名的情况下求得太平,如今反而要受一时的 麻烦了。”中国一向以天朝自居,具有强烈的优越感;不平等条约自然激发 了官绅阶层、知识阶层、民众阶层强烈的仇外情绪。绝大多数传教士来华传 福音的心意是良善的,但传教受不平等条约保护,就使国人在感情上将基督 教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强权政治等同看待,进而将仇外情绪发泄在传教与信教 者的身上,反而使传教的目标---把中国变成基督的国度---变得更加遥远; 传教也因此蒙受了“帝国主义”的污名。[林1977,秦1989,艾1988,李1998,顾1996]

二、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第二十世纪的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陷入绝望的困局中;中国人急于要的是国家的重建,及自强自救。在这个大方向之内,基督教有没有存在的地位,所占的角色又为何呢?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英国女传教士阿德西女士(Miss Aldersey)在宁波创办 女子学校。此后,几乎每一个来华的宣教团体,至少都设有一所女校。中国 女子石美玉和康成就是设立在江西九江的教会学校的学生。1892年毕业后, 她们在校长贺教士(Miss Gertrude Howe)的率领下前往美国,顺利通过密西 根大学医学院的入学考试。1896年,医学院毕业后,她们回国致力于医疗传 道和中国医学现代化的工作。至1918年,全国有教会所办的女子学校3697所 ,占当时全国女子学校总数的52%。中国女子教育之倡导推行,教会首开其端。[魏1978,李1997,查1983]

三、本色化的问题:基督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或者更不客气的说,是帝国主义国家带来的宗教。在当时中国人亟亟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那基督徒应站在那一边?为了使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必须使教会脱去外国的性质;即是说,本色化的教会必须要建立起来。

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宾威廉(William C. Burns)来华。 1845年长老会决定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但两年之久无人愿意前往,在几乎 要放弃的时候,32岁的旅行布道家宾威廉应征。宾威廉是名满英伦、加拿大 的布道家,在英国一次讲道就有几百人信主。当被问及何时可以启程时,宾 威廉答道,明天就行!他来中国后,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看不见果效,1853 年底他流着泪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领一个华人归主!”他依然恒切祷 告、辛勤工作,直到1854年才收获了第一个初熟的果子。1856年,他在厦门 的新街、竹树两堂选立华人长老执事,建立本地教会,并在厦门、汕头一带 提倡中国教会自立自养。[朱1994,于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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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
1851年(清咸丰一年),爆发太平天国革命。洪秀全在1843年屡试不中后,重读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深有所感,于是自施洗礼,并和冯云山创拜上帝会。1847年春,洪秀全在广州第三次考试又失败了,他决意加入教会,便与洪仁旰一起拜访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I.J. Roberts)。洪秀全请求罗孝全给他 施洗,但因他对基督教认识不透彻,罗孝全拒绝了他的请求。7月,洪秀全回到广西,与冯云山共同制定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以衍变了的基督教教 义和中国农民革命的传统相契合,以消灭“阎罗妖”,实现“天下一家,共 享太平”为号召,聚集拜上帝会的信众达数千人。1851年1月在广西金田村起事;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其势席卷半壁河山。郭士立修订出版的新约《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为太平天国采用,广为流传;不过其中甚多删改 。洪秀全对基督教只是一知半解,加以改造利用;当上天王之后日益腐化, 间或捧起《圣经》随己意曲解和取舍。洪仁旰则于1853年在香港受洗,在香 港伦敦会担任传道人四年,并从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牧师研习西 学西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政治思想家 。1859年,洪仁旰抵天京,受封为干王。同年发表《资政新篇》,提出了中 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由于战争环境此方案未能实施 ;对拜上帝会的宗教制度和组织,他曾想改良,但已积重难返。王治心如此 评论太平天国:“太平军之兴,兴于利用宗教的力量;太平军之亡,也亡于 宗教上的矛盾。因为太平军以破除迷信为前提,而它自己所产生的宗教,仍 旧是变相的迷信。想要利用宗教做手段,来达到它的革命目的,那自然要失 败的。而且这种强迫式的宗教,......‘有七千万信徒’,这种信徒,我以 为完全靠不住的,当时即使成功,也是于基督教有害无益的。”1864年,太 平天国在中外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拜上帝会随之消亡。[夏1999,王1959, 周1997,朱1994,中1989,顾1999,李1989]

在简括地说明了非基运动对基督教的攻击及基督徒需要回应的方向后,接着我们便逐一介绍基督教会在二、三十年代的变化。这里必须澄清的是,以下所缕述的各项事工并不必然是针对非基运动的挑战的,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事工是纯粹回应性、而没有教会内部的发展需要和动力去促成的。笔者在此并非要提倡「挑战一回应」这个简单的解释方法。将二、三十年代基督徒的努力与非基运动拉上关系,只是一个方便的做法,以便将这些事工所要达成的目标浮显出来;并且我们也可相信,非基运动对基督教的攻击,若不是知识分子凭空杜撰的诬陷,就必然基于某些(片面的)事实和存在的问题,而这些事实和问题也必然是当时期基督徒能够看见,又愿意起来面对解决的。非基运动在此也许只扮演了将问题要解决的迫切性提高了吧。

1854年(清咸丰四年),英国福汉会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抵达中国,身穿中国服装传教并行医。因不穿洋服遭到同侪非议,他答辩道:“我们不单要穿他们的服装,更要尽可能追随他们的习惯。中国可能 是世界上信仰最自由的国家了,他们反对基督教的唯一理由是说这是洋教, 会使信徒模仿外族。然而基督教必须带有洋人色彩吗?神的话并不需要洋风 ,人的理性亦然。我们不是要使他们变为别国人,乃是要他们归依基督。” 1857年,他脱离福汉会,成为自立传教士。[艾1988,中1990,周1997]

所以,以下当我们浏览各项事工时,也会首先交代它们的内在产生因素及一些历史发展的背景,而不会仅局限于主后1927年之后。

1858年(清咸丰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列强缔结《天津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有条 款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各省,并要求官方保护传教士乃至教民;担任翻译的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士艾嘉略未经中方同意,竟然擅自在该条约的中文本第 六款末添加了允许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句。这些条款在 执行过程中造成了传教信教受外国保护的现象,仇教的情绪日盛,教案屡生 ;更不幸的是西方列强亦蓄意利用教案,以实现他们侵略中国的目的。造成 如此不良的结果,实非教会的本意。绝大多数的传教士以传教为天职,是具 有献身精神的福音使者;在传福音和进行有益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相当 一部分传教士真诚地反对侵略;还有传教士拒绝利用“传教宽容条款”赋予 的治外法权,如戴德生要求内地会成员无论如何不诉诸本国政府,虽遭杀害 也不接受清政府赔款。进入内地的传教士历尽艰险,开荒传教士在传教区平 均只能存活7年。[林1977,朱1994,王1959,艾1988,董1992,许1993,顾1996]

一、教会合一:教会合一的问题很早被提出,而且也非常重要。基督教的分裂、宗派间的互相排斥,一直是被人诟病及攻击的地方;宗派间的互不闻问,也使基督徒不能团结合作,以对应当前急剧转变的外在形势。更重要的是,宗派的存在,明显地带着西方差会的色彩;例如巴色会、巴陵会、伦敦会、安立甘会……等,连名字都标志着是外国的东西,如何不令人产生抗拒?

教会创建时期(1861年-1900年)

合一运动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宗派的合一,如前述长老宗、圣公会、信义宗等,也有宗派间的合并。二是事工性的合作,如前述的基督教教育会、中华续行委办会等。这些合一性的工作又开始甚久,但在二、三十年代,却又有突破性的发展。

19世纪60年代
1860年(清咸丰十年),自1807年以来,英美各传道会派遣入华的传教士共224人, 新教信徒从6人增至2000人。[顾1996]

首先在宗派合一方面,此时期大部分的宗派均谋求使国内由不同差会建立的教会合并在一个教会系统之内,并组成全国性的联会以统筹协调;此外又将宗派的名字易作较合中国文字习惯的叫法,或在宗派名称前冠以「中华」二字。不过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却是中华基督教会的成立。

1860年(清咸丰十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抵上海。1868年 创办并主编《教会新报》周刊,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变为政治、经 济、科学和宗教的综合性刊物,针砭时弊,如宣传禁烟、提倡女权和女子教 育。在甲午战争后,宣传中国维新变法。[中1990]

自主后1918年4月开始,长老宗与公理、伦敦二宗商讨合并的可能;后逐渐加以扩大,至凡愿意加入的宗派均受欢迎。至主后1927年,一共有十九个宗派参加,统一建立中华基督教会;并于9月召开第一次正式的全国大会,成立总会。于是,中华基督教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派。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英国基督徒傅兰雅(John Fryer)来华,任职于江南机器制 造局附设的翻译馆。在华30余年,共译书129种,其中自然科学57种,应用科学48种。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有传教士的传播之功,另一方面也有 赖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提倡和努力。1876年,傅兰雅、徐寿等在上海创办中国 第一所科技学校“格致书院”,授课章程由傅兰雅所定,中国学者王韬等鼎 力相助。[魏1978,李1997]

中华基督教会的组成一直以来都成为中国教会合一运动的典范,但其成就却不是遽然达致的。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刚组成之时,由于每个宗派以至每个差会仍在经济上和人力上负责其原来建立的教会,又每个差会仍维持传教根据点--基地--总部,以至全国性的指挥中心及母国的差会议会的隶属关系,形成在组织上错综复杂、行政上架床叠屋。这个组织情况甚至曾被主后1930年美国平信徒宣教调查团引用来做为说明合一事业不真实的例子。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理雅各译《四书五经》在1861-1871十年间陆续出版,其 译本至今仍是西方汉学界公认的经典之作。当十九世纪欧美沉醉于“白人优 秀论”的谬误,视中国为黑暗与野蛮的象征时,传教士中的学者们以其介绍 的中国文化,为中国辩护。影响较大的还有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的著作《史前中国》,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的著作 《自西徂东》等。[魏1978,中1990]

至于在事工的合一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主后1922年,中华续行委办会在上海召开基督教全国大会,议决成立基督教全国协进会。该会主要为顾问及联络性的机构,负责计划、调查、研究等工作,并探讨一些新的路向及工场,特别是农村重建工作、大型的布道计划等。在抗日战争前,该会共有十六个宗派的教会参加,包括30万信徒,终占全国信徒人数61%。

1862年(清同治元年),巴色会传教士在香港的筲箕湾建立第一所华人教堂崇真堂。1864年,为照顾因太平天国之乱而逃难来港的客家难民,第二所崇真堂在西 营盘设立。这是香港教会之始,在此之前有伦敦几个差会设立的会所,供传 教士过往居停之用。香港为华洋荟萃之地,基督教的早期圣经翻译、文字布 道以及中文报刊的出版多在此进行。许多传教士也先在港学习中文,继而前 往内地传教。[李1989]

在协进会及一些地区教会的推动下,三十年代还有许多联合性的事工,如协和大学、江西黎川的农业改革、华北农业服务社等。事实上,教会在事工方面的合作远较在组织上的合并为易;这些合作计划主要是由一些超宗派的事工性机构(如协进会、青年会以及教会大学等)来策划及推动的。这种情况与今日并无大大的分别。

1864年(清同治三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在山东登州创办 教会学校“文会馆”。初创时只是一所小学,10年后升格为中学,又过10年 升格为大学,其发展之快和成绩之显著,为早期教会学校之首。狄考文极力 主张实施“完整的教育”,即“要对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现代科学以及基 督教的真理有个良好的理解。”至1876年底,英美新教教会开办的学校已达 350所,学生5917人。最初,教会学校的生源多为穷苦人家的子女,士绅之家 对教会学校不屑一顾。但教会学校以新颖的教学方式、注重实用的教学内容 ,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成为趋时求新的学子的首选,连士绅之家也愿意 送子女前往读书了。[陈1999,夏1999]

二、自治自养运动:许多人一提到「三自」便谈虎色变,但其实三自绝不是由某党新发明出来的。早在主后1877年的全国传教士会议上,宁波长老会的白达勒(John Butler)已提出自主、自养、有本地牧师的教会,是使基督教植根在中国的最大保证,同时中国人对基督教是洋教的抨击也会减少。在主后1890年的传教士会议内,中国教会的自养问题已成为会议讨论的其中一个主题。在主后1907年的百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更通过传教士最终要建立一个完全有自主权力的自治及自养的中国教会的决议案。可见,三自不仅是中国信徒的要求,也是来华传教士的共识;此名词日后如何被误用是另一回事,总不能抹煞此要求的迫切性。

1864年(清同治三年),何进善在广东佛山成立自立教会,1870年完全由中国教徒捐款、捐工建造了第一座“三自”教堂。何进善早年毕业于英华书院,1846年 被按立为牧师,是继梁发之后的第二位中国籍牧师。他为人“端和俭朴,不 议人之非,不矜己之能”,为传教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顾1999,查1983]

在民国以前,一些中国信徒已建立起若干自立教会,包括厦门由英、美两个长老宗的差会所开设的教会,在主后1862年后成立以华人为主的自立闽南大会;主后1881年席胜魔在山西邓村开办的福音堂;以及在第二十世纪开始,有部分地区的基督徒脱离原来所属的宗派,在北京、天津、烟台、济南、青岛等地,逐渐建立起当地的中华基督教会(这与1927年由长老、公理、伦敦等宗派合并而成的中华基督教会并无关系),并欢迎所有宗派的华人信徒参加……等。

1865年(清同治四年),戴德生创立跨宗派的内地会;同年发表著作《中国的精神需要和要求》,呼吁传教士来华传教。内地会由一群热忱而有爱心的传教士自 由组成,吃苦耐劳,不避艰辛,除信守基要真理外,并不象其它宗派执著于 某些观点;他们所持守的严格的属灵原则至今仍是中国教会的祝福。内地会 的另一特色是建立教会后,以自立、自传、自养为目标,不接受外来的津贴 补助,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深入内地传教,在短 短的十多年里,将福音传到19个省,并深入到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新疆 、西藏。[林1977,艾1988,中1990,周1997]

不过最重要的,仍推主后1906年由上海闸北长老会堂俞国桢牧师发起组织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了。该会以完成华人自理自养为目标,得到各地基督徒的响应。至主后1920年,全国共有十六省、189个自立会的会所;并于同年6月,召开第一次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联合大会,组织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总会。自立教会发展至顶峰时期共有六百多间教堂;但因国内政治动荡、经济困难,在三十年代逐渐萎缩,至主后1935年仅剩下二百多个堂。

1865年(清同治四年),基督教传入台湾。英国长老会医生传教士马雅各(Dr. James L. Maxwell)来台开教。6月,在台南得第一位当地的信徒高长。第一代信徒 皆为社会底层的民众,经过教育上的栽培,素质越来越好;他们的子女更在 信仰上得益处,站立得稳。[查1994]

民国以后成立的自立教会就更多,规模较大的是真耶稣教会及聚会所。

1869年(清同治八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来华,次年抵上海。他先在山东布道,复往东北考察,后再返山东工作。1877年赴山西太原主办赈灾及布道,有声于时,因之结识丁宝桢、曾国藩 、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督抚大吏。他对中国改革的献议,甚得中国官 员的重视。1890年应李鸿章之聘,任天津《时报》主笔,宣传维新变法。[中1990,唐1993,魏1978,李1997]

真耶稣教会成立于主后1917年的北京,创办人是山东长老会的张灵生和张巴拿巴,以及伦敦会的魏保罗。他们深信在当时中国大部分基督教会与圣经相违背,因而开始独立传教,并建立教会,称为真耶稣教会。最初仅限于河北、山东二省,后遍布华南华北等地。主后1926年该会成立总部于南京。教会发展非常快,至抗战胜利后国内外的教会及祈祷处共有一千处,信徒约八万人。

19世纪70年代
1870年(清同治九年)6月,天津教案。从鸦片战争起,全国大小教案400余起,大部分集中在19世纪60-90年代这30年中。外国传教士、中国传道人常遭殴打、哄 逐;信徒和家人被歧视,房屋、田产遭损失;有的甚至殉道。各种反教揭帖 、檄文流传,讹言不止,言者不知其妄,闻者信以为真,群情激昂,聚众问 罪;有的地方官绅则怂恿组织反“洋教”活动。在列强侵略中国的背景下, 反“洋教”活动天然地带有反帝爱国的情愫,但民族利益从来不是反洋教的 主旨,反教揭帖、檄文主要是靠“华夷”、“正邪”、“人禽”之分的偏狭 评判以及挖眼剖心,点铅成银、引灯掘宝之类的讹言来激动民情的。另一方 面,当时中国几乎没有社会关怀系统,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看见许多人需要 关怀救助,他们本着基督的爱来填补这些空缺,如办育婴堂等,却得不到理 解,反遭猜忌,引起不少教案(但他们仍然忍辱负重地坚持办下去)。有些教 案则是由于莠民冒充信徒,混入教会“吃教”,借势欺人,而传教士受其蒙 蔽,干涉诉讼所引起的事端。另外,借《北京条约》中的“还堂”(归还明清之交天主教的堂产)条款,有些天主教士妄指庙宇等为旧置教堂,或强买土地建堂,也引起教案。除天津教案外,著名的教案还有贵阳教案(1861年)、大 足教案(1890年)、巨野教案(1897年)等,大多数教案与天主教有关。而在所 有教案中,天津教案最有典型意义。早在4、5月间,天津城厢一带就有谣传 ,说传教士买通了中国教徒诱拐婴孩至天主堂,修女们将他们杀死,挖眼剖 心,制作各种迷魂药。6月初,天气炎热,加以时疫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儿童患病而死;埋葬以后,又被盗墓的人发现;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 观。民间迷拐之事愈传愈多,街巷为之不靖。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人犯武兰珍供出,与天主堂王三有牵连。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 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6月21日,官府带人犯武兰珍去天主堂质对,查不出武兰珍所供的罪证及王三其人:“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并无所见, 该犯亦未能指实,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天主堂教士 谢福音到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官署面商日后办法,议明“嗣后堂中如有病 故人口应报明地方官验明,眼同掩埋。其堂中读书及收养之人亦应报官,任 凭查验,以释众疑。”但这时教堂人员已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 争殴。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弹压,崇厚只派了几名巡捕。丰大 业闯入崇厚官署,鸣枪恫吓崇厚,然后咆哮而去。路遇天津知县刘杰,丰大 业枪击刘杰未中,击伤刘杰的一名随员。积愤难忍的群众当场将丰大业及其 秘书殴毙。随后鸣锣聚众,焚毁法国领事馆,并焚毁法国教堂2座、英美教堂3座。天津教案中,死亡人员计有丰大业及其随员3人,法国修士、修女12人 ,误杀法国侨民2人、俄国侨民3人;另有中国教徒30至40人被杀。6月24日,法、英、美、俄等七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提出抗议,并派军舰进行武力恫 吓。清政府派曾国藩、李鸿章办理此案,最后判处20人死刑,包括府县官员 在内的25人充军,赔偿白银50万两,并派崇厚赴法国道歉,始得结案。有史 家评“天津教案”是由于“半个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占领天津,以望海楼皇宫故址为联军议约总部;随后被 法国踞为领事馆),反基督教情绪的滋长,部分的基于宗教偏见,部分的基于迷信,部分的轻信谣言”。官府与教方未能及时解释以疏导民情,而更主要 的是丰大业仓猝激变事态,遂演成此一震惊中外的教案。[陈1983,顾1996,周1997,董1992,李1998,魏1978,王1997,王1999]

聚会所由倪柝声等建立,主后1928年首先在上侮擘饼聚会;其后此小团体渐渐发展,在各地建立聚会点。他们否认自己属于任何宗派,而只是一群奉主名聚会的人,所以没有任何名称;后来因为要向政府登记,乃用了「基督徒聚会处」或「教会聚会所」等名字;又由于他们在未有名称前使用一本「小群歌集」,故亦被称为「小群教会」。聚会所由上海开始发展,逐渐遍及全国和海外,至主后1949年已有七百间教会,擘饼信徒超过七万人。

1870年(清同治九年)8月,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季雅各(James Gilmour)从北京 出发,经张家口进入蒙古传教。此后21年之久,他向蒙古人传福音,足迹遍 布戈壁南北,直到贝加尔湖以南的塞楞金斯克等地。1891年,他在天津主持 伦敦布道会华北区的年会时,患伤寒而逝,年仅48岁。[魏1978]

此外,还有主后1921年由敬奠瀛等在山东泰安马庄发起的「耶稣家庭」,以及一些个别性的教会、如王明道在北京的基督徒会堂等。

1871年(清同治十年),英国宣教士莫莱士(William H.Murray)来华。他注意到盲人 的惨状,于是献身于盲人教育。他设计出一套适用于中国普通话的点字,供 盲人使用。1874年,他在北京创办中国第一所盲人学校。在莫莱士的影响下 ,许多传教士也参与推动盲人教育。他们的努力,揭开了中国现代化社会工 作的序幕。1887年,米尔士夫人(Mrs. Mills)在烟台创办第一所聋哑学校; 1891年,何德医师(Dr. E. G.Horder)在广东创办第一所麻疯病院;1898年, 嘉约翰医师(Dr.John G. Kerr)在广州创办第一所疯人院。[魏1978]

从上面提到的各种自立教会,大致上可以看到它们都是由一些中国传道人或基督徒带领,脱离原有由差会建立的宗派,组织自立的教会。这与一个宗派内的某堂会因著会友增加、经济足以自给而向宗派申请自立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后者虽然自立,却仍留在该宗派内,但前菩却是另组一个新宗派。自立教会的领袖,可能是因着与差会或传教士有过节、或对现存的宗派感到不满,才脱离原属宗派而自立;故此他们对外国的礼仪和神学思想反叛较大,例如组织独立、传道人毋须按立、守圣餐时以擘饼形式等。自立教会通常有较大程度的本色化。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加拿大传教士马偕(George L. Mackay)医生到台湾传教。 他披荆斩棘,踏遍山野平地,为人治病,传讲福音。起初当地人甚至用石头 和刀剑伤害他,他却以坚定的爱和忍耐泰然处之。他终于使铁石心肠软化了 ,人们不再叫他“胡须蕃”,而尊称他为“马偕牧师”。在传教之外,他还 办学校、设博物馆、开医院。在台工作29年之后,年仅57岁的马偕垂下了辛 劳的双手。他曾在日记上写道:“我要在此立下教会的基石,愿主你今天帮 助我。我再一次与你立誓,就是痛苦至死,我一生也要在此地--我所选择的 地方,被你差用,愿上帝帮助我。”[林1977]

自立教会另一个特色是创办人多数是一奋兴布道家,在信仰方面强调感情的投入过于理性的知识;加上他们在管治教会时,采取家长式的方法,管教与示范兼施,并以学徒制度来训练信徒;教会与西方宗派(乃至整个教会历史传统)的割裂,形成他们就是最大的权威。结果造成教会有反学术、反神学及非历史化的倾向。也因着他们全然否定西方神学的传统的缘故,他们多数自称直接从圣经了解所有信仰的真理,故释经方法是字面的解释(literalism,甚至只是中文翻译的字义)。不过,他们信仰的重点亦不在神学思想上,而是在生活的应用上。他们很强调行为的改变,例如王明道认为重生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不再受肉体死亡威胁;二是活着的人有具体的改变,因有圣灵帮助,人可以达到从前做不到的道德行为。所以,加入基督徒会堂的人必须重生,而重生是从行为可以识别的(注意:这不等于行为主义)。这看法其实与中国人的信仰着重点很接近。

1876年(清光绪二年),山东旱灾。传教士在上海成立救灾委员会,在山东传教的李提摩太和倪维思(John L. Nevius)在灾区赈济难民,并暂时收养400余名孤儿 。次年,山西发生更严重的灾情,十室九空。传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和 德治安(Joshua Turner)深入山西赈灾,旅行布道,并创办戒烟局。南平阳府 的中国学者席子直原有烟癖,受李修善的感召信主,痛改前非,自号为“胜 魔”。有四、五名传教士在救灾中牺牲。灾后,传教士著文分析成灾的原因 ,并陈述预防措施。此后的大灾荒,如1888-1889年和1920-1921年的华北五 省的两次旱灾,传教士都在救灾中担任了重要角色。[魏1978,李1998]

教会的自治自养运动,并非是因非基运动而起的,可是其发展也与国人的反教情绪有密切的关系。在二十年代非基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也就是教会自治自养最迅速最篷勃的时期;特别是因为民族主义高涨,排外及反教情绪激烈,许多外来的传教士纷纷由内地往沿海的省分撤退,造成这个时期差会的事业衰退,本土独立教会乃乘时而起,大力开展工作,故这是教会自立发展的黄金时期。

1877年(清光绪三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全国宣教会议,狄考文在会议中发表一篇关于中国教育的演说,被认为是宣教史上的里程碑。大会 推举丁韪良(W.A.P.Martin)、 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狄考文、傅 兰雅、林乐知等人组成“益智书会”,专门负责教科书,包括数学、天文、 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科目,成为近代中 国教科书之开端。1905年该会改称“中国教育会”,1916年再改名为“中华 基督教教育会”。1890-1912年间共出版教科书20余万册,惠及全国各地。据 统计,1895年时,教会小学已达927所,中学114所,大学和培训班46个,总 计在校学生21315人,其中小学生16079人,中学生3635人,大学生和培训生1640人。大、中、小三级学制的近代教育雏形已基本形成。狄考文说,“教会到了哪里,哪里就有大、中、小学。”中国近代的教育改革,是晚清以来各 项改革运动中最有成效的。传教士的办学之举,尤得民心,而且由于科学新 知的传播,官绅和民众智识大增,对西方事物和宗教逐渐有所认识,因此官 绅士人逐渐退出反教的行列。[魏1978,陈1999,李1997]

在二十年代末期至二十年代,由于民族主义对基督教的攻击放缓,教会自治自养的努力也放慢了。不过由于三十年代初世界性不景气开始,来华的传教士及金钱有显著的减少,导致教会事业面临困难,很多工作如医疗、教育、慈惠等均告萎缩或停顿,很多从前受差会资助的教会也要被迫自养。在这过程中有一部分教会要把受薪的传道人辞退,并募集一些义务人员去取代全职传道。

1878年(清光绪四年),中国信徒颜永京协助施约瑟主教(Bishop Schereschewsky) 在上海建立圣约翰书院,并综理该校校务(后该校扩建成圣约翰大学)。1887 年,颜永京出任上海虹口圣公会救主堂牧师,致力于教务,也热心公益,推 动禁烟、天足运动,不遗余力。他对外国人不许华人入上海外滩公园的无理 规定,尤感愤慨,屡次投书抗议,进而纠集同道,另辟公园,以资抵抗。[查1983]

三、华人传道工作:早在一十年代便有不少中国信徒自发性的布道组织,如中华国内布道会等,这里无法一一介绍。此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宋尚节及伯特利布道团。伯特利布道团是在主后1925年由石美玉医生及胡遵理教士创办。主后1931年宋尚节加入,当时的领导人是计志文。他们的布道工作足迹及全国、以至香港及东南亚等地,效果极佳,信主人数极多,也帮助了不少地区教会得到复兴。

19世纪80年代
1881年(清光绪七年),山西内地会长老席胜魔在邓村创立福音堂,是内地会最早的自立教会。席胜魔从事戒烟工作,并创办教会,成为早期中国教会的著名领 袖。他写了许多优美的诗歌,在中国信徒中长期流传,有的还被译成英文。 [朱1994,查1983]

另外,协进会在三十年代初推动的「五年运动」也很重要。主后1929年春,协进会在广州、上海、沈阳、北平及武昌等地召开分区退修会时,建议全国教会共同努力,务求使中国教会在五年内有质和量的增长。同年五月,协进会召开第七届年会,正式通过上述建议,五年运动就此展开。五年运动的目标有二:培养信徒、广传福音。理想是在五年内,使信徒人数增加一倍。当时有一口号:「求主奋兴你的教会、先奋兴我。」工作内容包括布道、宗教教育、基督化家庭的推动、识字运动、推动受托主义、青年工作及乡村重建等。成果据说令人满意,但显然并未达到令信徒人数增长一倍的目标。

1883年(清光绪九年),孙中山在香港由喜嘉理牧师(Dr. Charles R. Hager)施洗, 成为基督徒。次年协助喜嘉理牧师到澳门、香山各地布道。[李1997]

至于其他布道家如王载等,及地区性的教会布道工作,这里都从略了。唯一要注意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会,确实兴起了不少奋兴布道人才,他们或如王明道、倪柝声等建立教会、或如宋尚节专门作游行布道,都对中国教会产生重要影响;并塑造了日后信徒的属灵观念和信仰模式。他们多数都不接受固定月薪、仰赖信徒的爱心接侪,过信心的生活;这种传道人的给养形式在当时曾吸引了不少人的向往和模仿,对现有的制度也造成相当大的冲激。对中国教会的整体发展而言,他们的影响力,无论是在传教效果乃至信仰的典范作用,都已盖过了同时期的所有传教士。

1884年(清光绪十年),中国圣公会派遣第一位华人宣教士到韩国传福音,这是华人教会最早的正式差派。[林1997]

四、本色化(Indigenization):本色化工作是指将基督信仰与传统文化连上关系,尽量泯除彼此的歧异和冲突,消除不必要的误解,使之能和谐协调地互存互长。其中包括在礼仪上及神学上两方面。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中国劳工许芹毕业于勒恩神学院,受长老会委派前往纽约华埠拓荒传教。他访问华人商店和洗衣店,了解华人社会的现状与问题,从 主日学入手,逐渐扩及于成人,然后建立纽约地区第一个华人自立教会。[查1983]

关于礼仪上的本色化,其实早在第十九世纪已有不少传教士朝此方向努力,如教堂以庙宇形式建筑、传教士穿华服、遵守华人习俗男女分坐……等。凡此皆欲避免使中国人对基督教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妨碍福音工作的推行。至第二十世纪初一些中国基督徒学者如刘廷芳、许地山、蒋翼振等尝试朝礼仪本色化的方向而努力,他们倡办「紫晶」杂志,发表许多由中国信徒写作的诗歌、祷文,并探讨适合国人崇拜仪式,其中有若干突破和成就。此外,如「普天诵赞」等诗集所收录部分由中国信徒创作的歌曲,也成了脍炙人口的作品。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创立“广学会”。1891年起,李提摩太任广学会的总干事达25年,广学会主要出版传教书刊,后来又“ 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为号召,出版传播西 学书刊,进行社会启蒙工作。该会发行的《万国公报》风靡一时,朝野人士 ,无不阅读,对清末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光绪皇帝等有很大的影响。 1898年,康有为在变法失败,避难香港时曾坦言:“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 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中1990,李1997,夏1999,魏1998]

神学上的本色化分歧路线极多,难以在此全面交代。大致上有两个层面:一是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二是由中国人写出一套符合他们的思路和关怀的神学。直至四十年代末期为止,除赵紫宸在第二个层面的工作略有建树(如「耶稣传」便是由中国人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耶稣的一生)外,其余的努力仍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层面上。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香港第一个华人自理的教会道济会建堂竣工。道济会堂信徒原属伦敦传道会英华书院公会,至1880年信徒已有200余人,是时华人知识分子信徒增多,黄胜、何启、区凤樨等信徒感到有必要设立华人自理会,也 得到伦敦传道会湛约翰(John Chalmers)牧师、皮尧士(T. W. Pearee)牧师的 赞同。会堂落成启用后,王煜初牧师为培训传道人材,在会堂设立神学训练 班。1890年,会堂成立“广东内地医疗传道会”。[李1989]

要整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做法有多种:有从最原始的「人有我有」主义(Me-tooism)入手,即强调基督教讲的东西,中国人很早已讲遇;反之亦然。以此来认定东、西方圣人心本相同,消除国人对基督教的抗拒。例如指出基督教之上帝即中国古时的「天」、基督教与儒家文化同样注重孝道、中国的「仁」即基督教的「爱」、两个信仰皆有「己欲立而立人」的道德金律……等。比较进一步的,是看到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的分别,各自有其独特性质,因而主张互相补充。补充之法有二:一是指出儒家文化在那些地方有缺陷(如缺乏超越神观、对人性的黑暗面体会不足),和基督教可有的贡献;二是将基督教的「西方文化外衣」脱掉(如「非希腊化」的主张),还原一个原始基督教来,与中国文化结合。这些做法各有一定的成就,但也有许多假设是值得商榷的。

1888年(清光绪十五年),加拿大传教士顾约拿单(Jonathan Goforth)来华。早在高 中时听了马偕医生回加拿大招募传教士的讲道,后来又读了戴德生的著作《 中国的精神需要和要求》,他便立志来华传教。大学毕业后,即启程来到中 国。1890年进入河南省传道,并医治病人。这里反教气氛相当浓厚,戴德生 曾嘱咐他要“以膝代步”(go forward on your knees),无论大小事情,除 非先有充分的祷告,绝不贸然行动。最初在村里布道时,总有人在他的背后 或推或踢或扔砖头,以致他不得不背靠着墙讲道。1894年在彰德府(今安阳) 开设布道所,中国信徒王富林与他同工,前5个月就有2.5万人来布道所听道 ,他们每天要讲8个小时,福音渐入人心。经过几年的努力,顾约拿单培养了一批布道员和十几名助手,“至1900年5月,安阳一带已有50个传教点。” [何1985,魏1978,宋1995]

提到神学上的本色化,不能不提北京证道团。该团成立于主后1920年,由一群基督徒知识分子组成。目标一方面是证道,证明基督教如何与时代精神相适应;二方面是要改革教会内部的问题,如教会的信仰内容、组织、制度、仪式等。他们办了一份刊物:「生命」月刊(后与另一份刊物合并,易名「真理与生命」)。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在中国内地的新教传教士有1296人,主要来自英美两国,代表41个差会。也有德国、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加拿大等国传教士在 华活动。新教各主要宗派相继传入,足迹遍及全国。[周1997]

五、关连化(Contextua lization):关连化是指教会如何面对及回应时代的处境和问题。这其实即是前面提过的「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上占有何种角色与功能」的问题,包括社会(社会改革)和国家(救国问题)两方面。

19世纪90年代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二届全国宣教会议。会议决定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务求做到忠于原文而又文笔晓畅。次年 ,分别成立三个委员会,负责三种不同文体的版本:文理,浅文理,以及国 语。1904年,《浅文理译本》新约部分出版。1906年,《文理译本》出版。 《国语和合译本》于1906年动工,至1919年出版,是中国教会普遍使用,最 为信徒喜爱的译本。时值中国“新文化运动”,《国语和合本》成为白话文 运动的先锋,被誉为最佳的白话文典范作品。[中1989]

第十九世纪传教士来华时,多半抱持欧洲的敬虔主义及美国奋兴运动的思想,强调世界的腐败、个人灵魂的得救、以及对永生的盼望;基督教对社会的承担不大。但至第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来华传教士不少受到美国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的神学思想影响,认为福音除灵魂外,对人的肉身幸福(material well-being)也要有直接意义。故此传教士一方面致力于个人布道,另方面亦参与中国社会的改造工作,其中最着力的是教育;因为教育改变人心,从而改变社会,这是社会福音最能达到理想的途径。在主后1920年以后,传教士投身教育事业的超逾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时值中国在甲午战败后寻求维新变法,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知识更为响往。青年会把握时代的需要,强调 德(宗教),智(科学),体(体育),群(公共卫生)四育并重,号召学生们主动 去服务社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 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1902年,他们组织的巡回科学演讲在各地 深受欢迎。青年会也负责组织安排布道大会,辛亥革命前后有多批布道家到 中国各大城市举行大规模的布道大会,青年听众有数十万之众,成千的青年 决志信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中国青年运动的一部分,在促使祖国腾飞的 大时代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魏1978,陈1989]

社会福音思想也影响着一些中国信徒,如吴耀宗、赵紫宸、吴雷川等。他们对信仰的意义有相当社会性的理解,并且强调精神重建作为社会重建基础的观念。青年会也可以说是社会福音的主要阵地,它推动了很多社会改革工作,例如扫除文盲、公民教育、社会救济等,在主后1920年开始,又推动工人运动,成就不少。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圣公会中国牧师颜永京代表中国禁烟总会,赴英美各地演说中国受鸦片之害,谴责英商唯利是图的恶行,呼吁本着基督爱人如己的 心根绝鸦片输入中国。早在1856年起,西方传教士就通过著书为文,通信演 讲,直陈鸦片之害,呼吁中外基督徒反对鸦片贸易。1907年,中英达成逐年 减产减运鸦片的协定。[查1983,杨1998]

不过,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中国信徒所信奉的其实和美国的社会福音不尽相同。他们无疑曾受其中一些思想所影响,但是在中国现实的环境中,他们却绝不可能产生像美国人一样的乐观,认为天国可以实现在地上。他们着重福音的社会意义,无是因这是当时期中国最迫切的需要吧。在三十年代以后他们且渐渐产生一观念:信徒应该参与社会,但不应抱太大期望,因为在人犯罪后,社会已经是一个罪恶的社会了。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在传教士的赞助下,十位西国妇女在上海发起天足会。早在1867年,有些地方的教会学校就把不得缠足作为入学条件。中国信徒也 积极响应,在家中率先作起,不给女子缠足。延续千余年的缠足陋习,在传 教士和信徒们几十载移风易俗的努力中绝迹。[魏1978,查1983]

如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一样,第二十世纪的中国基督徒也经历由文化取向的关怀(Cultural oriented)到社会取向的关怀(Social oriented)。他们最初认定福音对中国的贡献在改变国人的自私、软弱、无能,从而改变整个社会。基督教的信仰核心就是基督本身,是基督那种勇敢面对罪恶、向恶势力挑战、对真理抱有极大执着与毅力、热爱人类的精神。他们认为这种精神可以激发及鼓励国人去面对社会、改造社会。与此同时,他们也积极关心本色化的问题,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生活相调协,对此作的讨论很多。但是,至二十年代末期,精神重建及本色化的讨论已逐渐减少,这不是因此等问题已获解决,或有任何成就;而是教会领袖已从本色化问题的关注转到对社会的具体问题的探讨,如基督教与革命等。最明显的例子是主后1936年吴雷川写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讨论的最主要不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而是替基督教找革命的基础。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台湾进入日据时期。在日据时期(1895-1945)中,台湾 本地已有长老会、圣公会、圣教会、真耶稣会等几个基督教新教的教团,各 自独立传教。[查1994]

基督徒的社会改革工作很多,如禁毒、禁酒、禁赌、救灾、改良风俗等,并成立多个组织如「中华民国拒毒会」、「道德会」、「南京改良会」等,以董其事。不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期的农村改革运动,包括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及徐宝谦的江西黎川实验计划。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医学院的石美玉和康成接受美以美会的差派,以女医疗传教士的身份回国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初到九江的十个月 中,她们诊疗了2300名病人。1899年,九江妇幼医院落成,石美玉任院长。 1903年,康成在南昌设立新医院。[查1983]

晏阳初为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于主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参与在法国为十余万在战场力役的华工的服务工作,目睹国人文盲及缺乏知识的痛苦。主后1920年回国后,得青年会的支持,在华中、华北、华东三处试验推行平民教育运动,旨在扫除文盲。主后1923年,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以农民为主要服务对象。主后1929年,以河北省定县为试点,作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及有系统的改善种籽、平民教育、社区卫生等工作,全面改革农村。及后「定县实验」推行至四川、湖南等地。抗日战争期间,「平教会」绝大部分工作被迫中止。至主后1947年,晏阳初赴美奔走而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对日后台湾的农业发展有重大贡献。大陆变色后,主后1952年,晏氏破平民教育运动国际委员会派至菲律宾,在那里进行农村改革。至主后1967年,更在菲成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替第三世界国家训练农村重建的人材。晏阳初一生为平民教育和农村重建奋斗,贡献至伟。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女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委员会召开。会后,女青年会迅速发展,至1906年,全国已有市会3处,校会30余处。1920年,全国已有市会12处,校会89处。[陈1989]

至于徐宝谦则是纽约协和神学院及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主后1924年回国后先在青年会工作,后全职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任教。主后1922年协进会成立之初,已组织了「农村问题和乡村生活委员会」,开始教会的农村改革工作。主后1934年,国民政府将共产党的势力逐出江西后,决定重建此省的农村;蒋宋美龄建议交由教会负责,并负担经费的一半。结果协进会愿意承办;9月,黎川实验区计划开始。主后1935年,徐宝谦自美回国,被邀出任黎川实验区的总干事;他甚至毅然辞去燕大教席,全家迁至黎川,过朴实的农村生活。但至主后1939年,陈氏因故被迫辞去总干事职,黎川实验计划不久也失败。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河南北部传教十年之久的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应李提摩太的邀请,前往上海参加广学会的工作,开始他30 多年的文字事奉生涯,直到去世才放下手中的笔。[魏1998,李1997]

除了社会改革外,基督徒也努力面对中国人的苦难,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非基运动期间,基督徒纷纷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在五卅惨案发生后,有基督徒组织了「基督徒联合会」、「基督徒沪案后援会」、「基督徒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并声明谴责帝国主义的暴行。一些传教士也积极鼓吹废除不平等条约。青年会于此时期,大力推行公民教育,以增强国人的公民意识。在三十年代,当日军加紧侵略中国,华北陷在战火中时,青年会与上海各教会团体,组织了「基督教战地难民救济会」,以及组织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从事战区服务工作,如劳军、征集物资等。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83岁高龄的退休传道人王元深在香港撰写了中国第一本教会史《圣道东来考》,约一万七千余字,内容包括景教东来考,以及英美 差会等入粤传教的历史。[李1992]

要检讨关连化工作的成效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方面中国基督徒在此时期各项工作皆非常努力,孤立地看成就也不少;但另一方面总的来说,却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主要原因仍在人力及资源不足、时间有限上。在中国那个危难的环境中,任何改良性的工作都不可能产生很大的效果:全国性的经济困难不会因一些救济工作便得改善,农村经济破产也不是一些农业改良或合作社的成立就能解决。因此,从短期性的目标着眼,这些工作皆有其不容置疑的价值;但若参与者努力的目标是要企图借如许的行动来救中国时,则其成效便很易受动摇。一个县的农村改革尚要耗上十年八载的时间才有少成,那一个省、全国又当如何?例如徐宝谦放弃大学教授职位走到农村从事改革的实验,牺牲不可谓不大,但结果却失败而回。这个失败带来的挫折不能不使人怀疑社会改革在急剧转变、千疮百孔的中国是否可行。

19世纪末,有61个宣教会在华传教,外籍教士达2000人,中国传教士也有1600人,新教教徒人数近11.3万人;其中内地会在华教士有650名,270个传教点,教 徒约5千人,成为新教在华的最大的团体。天主教教士约400人,教徒74万人 。由于“礼仪之争”的深远影响,近代以来的信徒大多来自民众阶层,这种 情形在19世纪后半叶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更无望改变。俄国东正教很少 对中国人传教,在中国的信徒包括俄国人在内,共约500人。[林1977,艾1988,周1997,唐1993,顾1996]

此外,基督徒在从事社会改造时,必然地会发现许多问题其实是与整个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有关,而非孤立地存在。因此片面的改造或针对个别的社会问题的处理,实在无法扭转全局的命运,改变整个不合理的制度。这是改良主义者的限制。在三十年代以后,有部分基督徒乃从社会改革的奋斗转向政治革命,要求对中国作全盘的改造。

教会发展时期(1900年-1948年)

参与关连化工作的基督徒,固然在神学思想上受着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社会福音的影响;但其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种种看法,以至基督徒应有的行动,却主要不是受任何神学思想的指导,而是在实际参与中的体认和抉择,并且逐渐转变乃至确认他们的路向。因此,要分析他们的思想,单单追溯他们的神学渊源是没有意义的。举一个实际例子,吴耀宗在三十年代其实已有转向政治革命的倾向,但此时作为一个唯爱主义者(Pacifist),他仍然拒绝接纳暴力革命作为达致理想的手段。但是在四十年代中叶,他开始接纳暴力革命的形式。这转变并非基于任何圣经或神学的理由,纯粹是现实的考虑。他发现,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暴力已存在于世界中;所以基督徒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以暴力去消灭暴力,二是放弃使用暴力而让现存的暴力继续存在。当然他自己抉择了前者。

20世纪00年代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第三次教难: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教难”,绵延数十年之久的反教风潮达到顶点。1896年,山东一带出现以会道门的骨干和浪 迹江湖的游民为主的拳民秘密社团。1899年,毓贤任山东巡抚,一改以往镇 压拳民的作法,转而怂恿拳民反教灭洋的盲目排外活动。拳民四处焚毁教堂 ,抢劫教民,一切由西洋传入的东西都要灭掉,如拆铁路、毁电报线,甚至 洋油灯、洋火也在灭除之列。义和拳起义后,改称“义和团”,以“扶清灭 洋”相号召,事态迅速扩大,毓贤被撤职。袁世凯继任,处死拳民首领多人 。义和拳民流往山西、直隶一带,一直到北京城里。1900年4月,各国驻北京公使联名照会清政府,限令在最短时期内将义和团剿除,否则各国将派军队 前来镇压。被革职的毓贤进京游说,称拳民神通广大,刀枪不入,不畏枪炮 ,可用来灭洋雪耻,博得端王载漪和吏部尚书刚毅的赞同。慈禧听信刚毅等 的意见,决定启用拳民;反对的5位大臣被斥为汉奸日后处斩,朝中无人再敢反对。于是清廷下诏召拳民入京,京津一带成了义和团的天下。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6月21日,清政府正式宣战,义和团围攻京城的外国使馆、教堂。据载,“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 户房产等,焚毁殆尽。”在朝廷“灭尽洋人”的谕旨之下,直隶、山西、河 南、奉天、内蒙古等地也相继大举发难,屠杀传教士和信徒。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解除了对使馆区、北堂和美以美会所长达56天之久的围困。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 难中天主教殉道的有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徒18000人;新教殉道的有教士188人(其中1/3是内地会的教士),教徒5000人。幸亏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联合东南自保,不准群众 暴动,所属教会才幸免大劫。义和团运动固然显示了反帝爱国的民气,但在 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面前,更显出其严重的局限性,且被清廷误导,是一个 历史的悲剧。它的惨烈的失败标志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封建社会的终结,从此 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敞开了胸襟。它也是中国教会史的一个转折点:历经庚 子教难,基督徒的信心得到坚固,也显出美好的见证来;越来越多的传教士 走向社会,积极倡导和参与了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并投身于20世纪中国 的改革大潮。教会的发展速度数倍于庚子教难以前,迎来了1900至1920年的 “黄金时代”。[陈1983,陈1999,李1998,王1959,顾1996,王1997]

因此,将他们简单地并入什么派的神学阵营,并以此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必然地会带来很大的误导;正如我在前面说过,中国并无真正的社会福音派一样。反倒我们要指出的是,正因为这些关连化的工作主要是回应性、要使基督教适切中国的需要,并且现实的考虑才是真正左右其行动的抉择,所以才产生严重的危机:缺乏自身的神学反省、信仰的独特性失去,甚至容易为外间的挑战所动摇。悲剧往往由此产生。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6月底,在河南彰德的顾约拿单被告知“北方交通已被义 和团切断,速往南方避难”。他和其他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领袖集中在 一起祷告,商讨对策。中国基督徒劝他们赶快避难,他们不在这里中国信徒 比较容易逃走,传教士决定集体南撤。7月7日,传教士一行在新郑遭乱石刀 枪的围攻,一把刀朝顾约拿单头上砍来,他用左手去保护头,被砍伤手骨, 刀落到脖子上,幸而刀刃太钝,没能把他杀死。他头上又遭猛烈的一击,倒 在地上。他恢复知觉后爬起来,有一个人过来假意要打他的孩子们,却轻声 对他说:“你赶快离开这些车子!”在人们抢劫他们车上的东西时,他和妻 子罗瑟琳及孩子们趁机逃进一处回民村落,幸免于难。后来,又有南阳知府 在城外设埋伏要杀他们,但车上要领他们入埋伏圈的兵士睡着了,他们走偏 了路而获救。在南逃途中,他们曾12次被包围;有一次一个持枪的人本来要 害他们的,看见车上受伤的人和饱受惊吓的幼童们,竟起了恻隐之心,转而 护送了他们一程。虽然险些丧命,顾约拿单并不怨恨中国人。他知道中国人 之所以痛恨外国人,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后果。在顾约拿单一家回加拿大的几 个月里,他四处演讲,要求各国政治领袖停止侵略中国,消除不平等条约, 并停止贩卖鸦片到中国去。在义和团之乱平息后,顾约拿单返回河南北部传 教。[何1985,魏1978,宋1995]

还有一点是:关连化工作只集中在少数基督徒学者或基督教机构之内,如协进会、青年会及基督教大学(金陵、燕京、岭南等)身上,并没有广泛地普及教会。这除了造成此等工作的支援不足外;由于对基督徒身份及教会在世的角色有不同的理解,教会分裂为两个阵营的情况更趋明显:一派是具有强烈奋兴运动性质的保守派,关心的是人的灵魂得救,不对社会问题作具体直接的回应,因为这不是教会的主要任务。他们亦相信,人在社会里有的问题只是其属灵问题的副产品,虽然信徒在社会上有应尽的责任,但最大的任务就是传福音、叫人重生,这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至终办法。另一派则是自由派,主张信徒要参与社会改革,实践基督爱的精神,并使社会福音化;他们认为这是教会对社会最大的责任,也是信仰对中国的意义。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戴德生为在义和团运动中死难的内地会传教士及其家属万分难过,脉搏从每分钟80次骤降至每分钟只有40次。但他坚持内地会不要 清政府的赔款。1905年,在巡视各地内地会的途中,他安然归主,享年73岁 ,葬在中国镇江,墓碑上刻着几个简单的字:“戴德生,一位在基督里的人 ”。迄今为止,戴德生的连续5代子孙都有人在中国继承宣教事业。[顾1999,林1998]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以后的10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传福音的大好时机,众人向神的道敞开了心门,教会的人数显著增加。设有英文的教会学校和大学逐 渐受到欢迎。知识分子也很愿意听西方杰出的教会领袖的讲道,例如分别于 1907年和1911年到中国的约翰穆特博士(John Mott)和薛梧德艾迪博士 (Sherwood Eddy)大受欢迎。[玛1990]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赔款办学,创办了山西大学;美国传教士率先响应,1911年用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大学。[中1990,李1998]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5月,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大会,成 立了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此时,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对象已不 限于学生,而是扩大到知识界了;其工作范围也超出中国,扩大到朝鲜了。 当时,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平均每月高达500人。基督教青年会考虑到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脱离了国内的一切束缚,置身于国外的各种风习之中,对中 国留学生有影响,对中国的未来也有影响,于是在1906年4月在东京创办中华 基督教留日青年会。1909年,随着留美学生的增加,又组织了中华基督教留 美青年会。[陈1989]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上海的谢洪赉、俞国桢、宋耀如等人首先发起中国基督徒会。面对教案迭起的局面,他们认为“中国信徒宜在本国传道”,先后得 到香港、北京、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地响应。1907年,上海成 立耶稣教自立会。1908年,天津成立自立会福音堂。1911年,天津成立中国 基督教会。1912年,北京成立中华基督教会。这些由中国信徒自办、独立于 外国差会的教会,在1900年以前是极少有的。它们是自治、自养、自传的萌 芽状态。[朱1994,李1998,顾1999]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长老宗各教会完成合一,成立中国基督圣教长老会。各宗派教会的合一运动成为一种趋势,1912年圣公宗各教会成立中华圣公会, 1917年信义宗各教会成立中华信义会,为超宗派的合一作准备。[查1994]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英国西差会传教士柏格里(S.Pollard)在贵州西北高寒 山区的苗族村寨石门坎兴建教堂、学校。他着苗装,说苗话,走乡串寨,立 志要将福音遍传苗族。他用苗语自编了一首歌,到处演唱:“我不想走啊, 我想留/我心里装着你们两万人/我要赶魔鬼,拯救世界/你们跟随主吧。”他与汉族信徒李斯提文和苗族信徒杨雅各、张武一起,认真研究,以拉丁字母 为基础,为自古没有人知书识字的苗族创造了拼音文字(现称“老苗文”), 并用这种文字翻译了《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次年,收苗胞子女入学 ,男女同校授课,是近代最早的男女合校的学校。然后,以石门坎为中心, 在周围设立分校,发展苗族地区的教育事业。1915年,石门坎本部已有学生 近400人。是年,石门坎伤寒流行,很多学生染病。柏格里夫妇悉心照料,使很多学生免于死亡。在照料学生时,柏格里受到感染,旋即病逝。柏格里病 逝后,其他传教士接替他继续传教办学,柏格里培训出来的苗族传教士把福 音传遍了苗族。从1906年到1949年的43年间,乌蒙山区的苗族从“结绳刻木 ”,一跃而为2/3的人皆能读《平民夜读课本》四册,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学生数千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30余人,其中有2人还获得博士学位。1925年的中、英文报刊称石门坎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 奇迹。[谭1999,张1992]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医疗传教士胡美(Edward H. Hume)来到中国湖南。胡美 是第三代传教士,他的祖父与父亲都在印度传教。他从耶鲁毕业后,成为“ 耶鲁在中国”差会的一员。“耶鲁在中国”成立于1901年,次年进入湖南开 展以医疗和教育为主的宣教工作,许多耶鲁的基督徒校友纷纷来到长沙行医 教书,创办了雅礼中学、雅礼大学、湘雅医院、湘雅护校和湘雅医学院。胡 美医术高明,主张中西医的会通。在湘雅护校和湘雅医学院培训的优秀医护 人员将现代医学知识带到中国各地去,赢得“北协和,南湘雅”的美誉。协 和医院则由英国伦敦布道会创办,是亚洲最具规模的医院。[魏1978,魏1998]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三届全国宣教会议,庆祝基督教新教入华的金禧年。[查1994]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东北大复兴。严寒的北国兴起了中国教会属灵运动,顾约拿单是这次复兴的中心人物。此时,他正不断地从圣经与属灵伟人的传记 中寻找复兴的线索。1907年,他经水路到朝鲜,适逢朝鲜教会的一次大复兴 ,这次大复兴是由一群传教士以祷告点燃的。三周后,他返回中国,顺道在 东北的一些教会中报导了大复兴的见闻。次年春天,他再往东北领会,在各 教会传讲的信息围绕一个主题---“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 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章6节),带来了东北教会的大复兴。据统计, 这次的复兴使东北教会的受洗人数,从1907年的1500人骤增到1908年的3500 人。东北大复兴的影响蔓延到中国其它的地区,教会的人数显著增加。1895 年,整个中国新教的受浸人数只有700人,1905年增加到2500人,到1914年是4500人。[魏1978,玛1990,何1985]

20世纪10年代
1910年(清宣统二年)10月至次年3月,中国东北爆发黑死病,短短几个月内有5万多人死亡。从发烧、咳嗽到吐血而死,病程只有一、二天的时间,死亡率接近 100%。瘟疫源于中俄边境,沿铁路干线向南蔓延,1911年1月沈阳发现疫情。初到中国的英国医疗传教士嘉可颂 (Dr. Arthur Jackson)立即奔赴沈阳,与 其他传教士一起投入防疫战争之中。他担任铁道检疫工作,一一检查所有的 旅客,隔离病人或可疑者,加以照顾。疫情不断恶化,每天都有百余人死亡 。1月24日晨,连续工作十天的嘉可颂大夫开始感到不适,病魔击倒了他健壮的躯体,疫症一一出现,次日晚,来华仅二个多月的嘉可颂安息在主的怀中 ,年仅27岁。嘉可颂的母亲将东三省总督锡良致送的一万元抚恤金,全数捐 赠给正在兴建中的教会医院,用来培养中国未来的医生。[魏1998]

1910年(清宣统二年),“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成立,中国布道家丁立美出任首届巡回干事,游行布道于全国各地的教会学校中。他的讲道,“层层鞭辟入里 ,反复辨证,令知识分子莫不心悦诚服”,所到之处结果累累,也使许多青 年学子投身于宣教的神圣事业中去。[吴1987,查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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