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思想的当代意义,探讨新儒家的实用主义背

2019-09-06 01:06栏目: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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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中国人对杜威及其实用主义并不陌生。我国哲学家贺麟先生坦言:“在现代西方哲学各家各派中,对旧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应该首推杜威。”同时,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家群体,也在现代中国的思想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探索儒学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之路,为现代中国精神世界的构建作出过自己的努力。两者曾在20世纪上半叶共存于中国思想界,都有过重要影响,但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并没有受到学界重视。顾红亮撰着的《实用主义的儒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书,对两者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由刘放桐教授任主任的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1月7日成立,38卷的《杜威全集》中文版翻译同时启动。 作为实用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约翰·杜威(1859-1952)不但在哲学史和教育学史上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而且在知识界、政界和民众中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对杜威思想的接触和研究也是由来已久。1919年到1921年,杜威应中国五所学术机构的联合邀请来华访问讲学26个月,在此期间,他举行的大小演讲达200次以上,内容涉及社会和政治哲学、教育哲学、近代教育的趋势、伦理学、现代哲学思潮和美国民主的历程等各个方面。这些演讲大多刊登在当时的报刊上,被知识分子竞相传阅,其实用主义思想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而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从做中学”等教育思想,更是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教育实践和乡村建设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如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在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有关专家学者围绕“杜威思想的当代意义”展开了深入研讨。 杜威思想的重要性 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集大成者,最为集中地体现了美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发展的特征和趋势,从而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复旦大学的刘放桐教授和孙承叔教授认为,虽然美国从来没有法定的国家哲学,但杜威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美国国家哲学的作用。深刻而全面地研究和认识杜威的理论,是深刻和全面地认识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美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的不可或缺的途径。 杜威思想的重要性,更大程度上还体现在他对后世西方思潮的影响上。复旦大学黄颂杰教授认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实用主义表面上似乎有些失势,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一直发生着主导的影响,欧美诸多思潮流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实用主义的影响;以罗蒂为主要代表的当代美国哲学,就努力地从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中挖掘资源,可以看作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发扬光大。 关注社会和生活的实践哲学 从思想史的一般规律来看,诸多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产生重大影响,是同这些思潮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现实密不可分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也不例外。刘放桐教授提出,杜威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这指的就是杜威把对现实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当作其哲学的核心问题,正因为如此,与对其他哲学家的研究相比,对杜威哲学的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及与现实问题相关的理论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张之沧教授和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都认为,杜威哲学本质上是一种非学院化的哲学。张汝伦教授更是把杜威的哲学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他认为,杜威反对近代笛卡儿以来认识论中心的哲学传统,但不是出于理论哲学的目的,而是出于实践哲学的目的,是要恢复人的实践行为对于哲学问题的优先性,由此将哲学视为人类文化和生活的基本批判行为与手段,进而把它视为人类的社会生存模式而非知识形式。哲学是一种“希望的形式”,一种“努力行动的形式”,其独特的职能、问题和内容来自社会生活的压力与紧张,始终伴随着人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科学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条件,而且也渗入了人类生活行为本身,现代人类文明的危机,在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并未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因此,哲学改造的任务,就是要形成和产生逐步指导研究当前人文和道德事实的理智工具。 杜威哲学被视为实践哲学,很大程度上同他的教育思想对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关。复旦大学张晓鹏教授和四川师范大学骆天银教授都对杜威的教育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晓鹏教授认为,在杜威那里,哲学可以解释为教育的一般理论,教育则是使哲学上的分歧具体化并受到检验的实验室。教育的真正目的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学得制造知识以应需求的方法;为了建设民主社会,必须培养学生的个性,反对灌输。这种“社会中心论”的教育思想在杜威的中国弟子陶行知那里得以发扬光大,并且对中国当今的教育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西方思想的中国化 西方思想文化,但凡能够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都同这种思想文化的中国化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为典范。而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对中国影响深远,也是同它的中国化相关。上海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和复旦大学章清教授都提到,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教育界思想界人物,如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等都是杜威的学生,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有的甚至以杜威思想为指导。要深刻认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必须结合中国现代思想的背景、尤其是1900年前后中西思想融汇的历史,同时借鉴中国前辈思想家的研究成果。 逻辑:规范的还是生活经验的? 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杜威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理论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简单化和庸俗化地加以理解和应用;重视在检验理论真假时候的效用的标准容易被歪曲为有用就是真理,重视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容易被歪曲为只要应用学科、不要理论学科,重视适应环境和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容易被歪曲为不讲原则、不择手段。这一现象曾经不仅发生在中国,而且也曾经发生在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思想土生土长的美国。 复旦大学张庆熊教授提供的最新材料表明,杜威实用主义思想中某些概念的模糊,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的误解。这份最新材料就是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1904年9月14日发表在《国民》杂志上的一篇书评及相关的一封信件。在这篇对杜威《逻辑理论研究》一书所作的书评中,皮尔士认为,“逻辑”在杜威那里意味着“自然的思想史”,是一种广义上的“探索的理论”,而不是一种规范科学,这是一种用词的不严谨。杜威是一位把实用主义理论大众化的思想家,当他在普及实用主义和掀起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教育改革等运动的时候,确实需要用简单、通俗和形象化的语言表达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但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应时刻警觉这里可能出现的偏差。 对“逻辑”概念在杜威思想中的重要性加以认识并作出区分,有利于人们更准确地把握杜威思想的实质。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俞宣孟研究员都提到了这一点。俞吾金教授提出,就“逻辑”一词的含义来看,本身就包含着广义的与生活经验相关的逻辑以及纯粹的作为规范科学的逻辑,就杜威本身的思想来看,他所说的“逻辑”很大程度上还是与生活经验相关的逻辑。 俞吾金教授还提出,问题意识是杜威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无论是杜威的思维“五步法”,还是其弟子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暗示着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中的一个基本点,即强烈的问题意识。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也就等于阐述了杜威所倡导的思维方式的当代意义,同时也才有可能超越杜威视野的某种局限性。 审美经验与艺术化生活 生活是艺术之根,艺术是生活之魂。作为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美学家的杜威不仅主张在生活中树立美的理想,而且坚持艺术与经验的统一。复旦大学汪堂家教授提出,使生活富有意义、提升人的价值感,始终是杜威的理想。审美经验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最根本的经验之一,这种经验与理智一样是提升人的价值感的必要条件。人要摆脱卑微、痛苦、迷茫的生活,就必须为自己树立一种植根于生活经验的审美理想,因为人的卑微、痛苦与迷茫是人沉迷于“手段”、沉迷于为工具而制造工具的过程。艺术是审美经验完整而真实的展现,艺术品脱离了它的经验环境就会变成死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自我有被淹没的危险,人的自主性、目的性有消失的危险,需要通过艺术、通过审美经验重建人与自然的本源性关系;作为艺术的经验与作为经验的艺术应该并且能够统一。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杜威的哲学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良多启示。

2004年7月,当代中国的大陆新儒家学派通过贵阳儒学会讲公开集体亮相,标志着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胡适(1891-1962),原名洪骍、嗣糜、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二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 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入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该书从现代新儒家与杜威的共同关切中,提炼出“生命三境”即生存之境、生活之境、生命之境作为考察的纲要,深入探究民族生命的生存进化、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生活睿智、生命教育、生命理想等关键问题,并且在研究现代新儒家与杜威实用主义的互动关系中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儒化”这一命题。作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书中各个章节布局得法、条理清晰、逻辑性强、资料扎实,同时提出了很多有启发、有价值的见解,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儒学;大陆;思潮;儒家;儒教

2004年7月,当代中国的大陆新儒家学派通过贵阳儒学会讲公开集体亮相,标志着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十年来,这一派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十分活跃,自称已从边缘走到了中心。对这样一个思潮究竟怎么看?

对话人

方克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张世保 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

林存光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张小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刘东超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授

方克立:2004年7月,当代中国的大陆新儒家学派通过贵阳儒学会讲公开集体亮相,成为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发展的新阶段、新形态。如果以1989年蒋庆在台湾《鹅湖》杂志发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为大陆新儒学之发端,那么这种思潮客观存在已有1/4个世纪了。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都不过是一定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意志和愿望的反映,大陆新儒学思潮也不例外。十年来,这一派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十分活跃,自称已从边缘走到了中心,其影响不容忽视。

今天,我们想请各位就以下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大陆新儒家学派提出了哪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主张,其核心理念和本质特征是什么?大陆新儒学与当代中国其他各派思想处在一种怎样的相互关系中,包括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与港台海外新儒学的关系,与大陆学界崇儒而不反马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他们进行的舆论斗争和社会组织活动有什么特点,在今天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如何,未来前景如何?今天,我们只能从总体上初步谈一谈,有些具体问题还需要日后深入分析和研究。

1 “崇儒反马”的基本立场

张世保:公开宣称要以儒学、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宪法确认的指导思想地位,是大陆新儒学最核心的思想观念,也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特征。蒋庆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在当今中国大陆,一种外来的异族文化——马列主义——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下取得了‘国教’的独尊地位”,“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2005年,蒋庆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又说,要“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恢复儒教古代‘王官学’的地位,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

康晓光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为共产党执政提供合法性,“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他提出了“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儒化中国”的主张,并且提出“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陈明则提出“鹊巢鸠占”说,意指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个位子本来应该是儒学的,现在却被马克思主义占去了,其不满情绪溢于言表。秋风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早已崩溃。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患上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和后意识形态精神狂躁症,要治疗这种意识形态疾病,就必须根除马克思主义,回归儒家。以“铁杆反马列派”自称的余樟法态度更加激进,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不对”,因此对“马家进入和影响中国一个多世纪,高居‘宪位’大半纪”的现实强烈不满,要求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他寄希望于中共“去马归儒”、“改邪归正”。

从大陆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到,在“崇儒反马”这一点上,他们的立场高度一致。这种公开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虽然得到了一些人的“欣赏”,但其思想主张实在离现实太远,很难得到广泛认同。大陆新儒家十年经营,造势力度不小,但实际影响有限,这大概也是人们更加关注“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眼下还没有足够重视大陆新儒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陆新儒家重视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他们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在为儒家争夺文化领导权。同谁争夺呢?当然是同今天中国掌握着文化领导权的主流意识形态“争”。

为了实现“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大陆新儒家采取了“阵地战”策略,就是要占领网络、报刊、出版社、学校、社团、文艺舞台、新闻广播等文化阵地,把它们变成宣传大陆新儒学思想的工具。《阵地战》一书作者说,在中、西、马三方对阵的“三国演义”中,“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最弱势的状态”,“节节败退”,“一蹶不振”,儒家主要是在同西方文化争夺文化领导权。这是用讲大话的方法贬低掌握着文化领导权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大陆新儒家一直都是把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作争夺的主要对象和“阵地战”进攻的主要目标。西化自由主义不但不是大陆新儒家争夺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对象,还是他们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同盟军。十年来,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不仅创办了“儒学联合论坛”、“儒家中国”等网站,出版了《原道》、《儒生》等辑刊和丛书,而且通过兴办书院、举办论坛等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也反映出,我们的一些媒体和出版机构“守土有责”的意识比较薄弱。

方克立:有的大陆新儒家代表认为,习近平同志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话,是中共“摒弃意识形态”、“回归中华道统”的标志,是他们“去马归儒”、“儒化中共”战略取得的一大胜利。这恐怕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新一届党中央非常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血脉联系,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二是强调研究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是一个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继承方针,与大陆新儒家“崇儒反马”、“复古更化”、“改旗易帜”的政治文化企求根本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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