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散文集,徐志摩作品赏析【一分快三平台

2019-09-01 08:54栏目: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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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文是徐志摩1924年5月12日在北京真光剧场的演讲。 

                 
  我有几句话想趁这个机会对诸君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听。泰戈尔先生快走了,在几天内他就离别北京,在一两个星期内他就告辞中国。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
  他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非但身体不强健,他并且是有病的。所以他要到中国来,不但他的家属,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医生,都不愿意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比如法国的罗曼。罗兰,也都有信去劝阻他。他自己也曾经踌躇了好久,他心里常常盘算他如其到中国来,他究竟不能够给我们好处,他想中国人自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教育家,他们有他们的智慧、天才、心智的财富与营养,他们更用不着外来的补助与戟刺,我只是一个诗人,我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更没有科学家实利的效用,或是工程师建设的才能,他们要我去做什么,我自己又为什么要去,我有什么礼物带去满足他们的盼望。他真的很觉得迟疑,所以他延迟了他的行期。但是他也对我们说到冬天完了春风吹动的时候(印度的春风比我们的吹得早),他不由的感觉了一种内迫的冲动,他面对着逐渐滋长的青草与鲜花,不由的抛弃了,忘却了他应尽的职务,不由的解放了他的歌唱的本能,和着新来的鸣雀,在柔软的南风中开怀的讴吟。同时他收到我们催请的信,我们青年盼望他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定夺了他东来的决心、他说趁我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决不可错过这最后唯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我幼年时便发心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怅,毋宁利用这夕阳未暝时的光芒,了却我晋香人的心愿?
  他所以决意的东来,他不顾亲友的功阻,医生的警告,不顾自身的高年与病体,他也撇开了在本国一切的任务,跋涉了万里的海程,他来到了中国。
  自从四月—十—二在上海登岸以来,可怜老人不曾有过一半天完整的休息,旅行的劳顿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了三四十次!他的,我们知道,不是教授们的讲义,不是教士们的讲道,他的心府不是堆积货品的栈房,他的辞令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兢兢的泛登水面都是生命的精液;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石罅里,不住的欢响;他是百灵的歌声,他的欢欣、愤慨、响亮的谐音,弥漫在无际的晴空。但是他是倦了。终夜的狂歌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亦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
  老人是疲乏了。这几天他睡眠也不得安宁,他已经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差不多是靠散拿吐瑾过日的。他不由的不感觉风尘的厌倦,他时常想念他少年时在恒河边沿拍浮的清福,他想望椰树的清荫与曼果的甜瓤。
  但他还不仅是身体的惫劳,他也感觉心境的不舒畅。这是很不幸的。我们做主人的只是深深的负歉。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悲悯是当初释迦牟尼证果的动机,悲悯也是泰戈尔先生不辞艰苦的动机。
  现代的文明只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扬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芜秽的心田里只是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更没有收成的希冀。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少数的丈夫,不怕阻难,不自馁怯,肩上抗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满装着新鲜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时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他只是努力的工作,清理一方泥土,施殖一方生命,同时口唱着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将次透露的萌芽。泰戈尔先生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
  我们亲眼见过他慈祥的阳春似的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大声,我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污抹,谁不曾感觉他至诚的力量,魔术似的,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燃点了理想的光明?
  所以我们也懂得他的深刻的懊怅与失望,如其他知道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的诬毁他的热忱。我们固然奖励思想的独立,但我们决不敢附和误解的自由。他生平最满意的成绩就在他永远能得青年的同情,不论在德国,在丹麦,在美国,在日本,青年永远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经遭受种种的误解与攻击,政府的猜疑与报纸的诬捏与守旧派的讥评,不论如何的谬妄与剧烈,从不曾扰动他优容的大量,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他的爱心,他的至诚,完全的托付青年。我的须,我的发是白的,但我的心却永远是青的,他常常的对我们说,只要青年是我的知己,我理想的将来就有着落,我乐观的明灯永远不致黯淡。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坠落在怀疑、猜忌、卑琐的泥溷,他更不能信中国的青年也会沾染不幸的污点。他真不预备在中国遭受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自在,他很感觉异样的怆心。
  因此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他差不多是病了。
  我们当然很焦急的期望他的健康,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他的讲演。我们恐怕今天就是他在北京公开讲演最后的一个机会。他有休养的必要。我们也决不忍再使他耗费有限的精力。他不久又有长途的跋涉,他不能不有三四天完全的养息。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已经约定的集会,公开与私人的,一概撤销,他今天就出城去静养。
  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作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但是同学们,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
  他们说他是守旧,说他是顽固。我们能相信吗?他们说他是“太迟”,说他是“不合时宜”,我们能相信吗?他自己是不能信,真的不能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评只是太新,太早,太急进,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六十年的生涯只是不断的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物件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但他们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
  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系?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亲属?我们何妨说太阳是黑的,我们何妨说苍蝇是真理?
  同学们,听信我的话,像他的这样伟大的声音我们也许一辈子再不会听着的了。留神目前的机会,预防将来的惆怅!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绩。他的无边的想象是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像的密仡郎其罗;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德;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必克山顶的大神。他是不可侵淩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三春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
  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来从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的流着,不息的流着,我们只是两岸的居民,凭借这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田稻,苏解我们的消渴,洗净我们的污垢。
  他是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银白的头颅。
  人格是一个不可错误的实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们是饿惯了的,只认鸠形与鹄面是人生本来的面目,永远忘却了真健康的颜色与彩泽。标准的低降是一种可耻的堕落:我们只是踞坐在进底青蛙,但我们更没有怀疑的余地。我们也许揣详东方的初白,却不能非议中天的太阳。我们也许见惯了阴霾的天时,不耐这热烈的光焰,消散天空的云雾,暴露地面的荒芜,但同时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岂不也感觉一个新鲜的影响,催促我们生命的跳动,唤醒潜在的想望,仿佛是武士望见了前峰烽烟的信号,更不踌躇的奋勇前向?只有接近了这样超轶的纯粹的丈夫,这样不可错误的实在,我们方始相形的自愧我们的口不够阔大,我们的嗓音不够响亮,我们的呼吸不够深长,我们的信仰不够坚定,我们的理想不够莹澈,我们的自由不够磅礴,我们的语言不够明白,我们的情感不够热烈,我们的努力不够勇猛,我们的资本不够充实……
  我自信我不是恣滥不切事理的崇拜,我如其曾经应用浓烈的文字,这是因为我不能自制我浓烈的感想。但是我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我们的诗人,虽则常常招受神秘的徽号,在事实上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最通达人情,最近人情的。我盼望有机会追写他日常的生活与谈话。
  如其我是犯嫌疑的,如其我也是性近神秘的(有好多朋友这么说),你们还有适之先生的见证,他也说他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个人:我们可以相信适之先生绝对没有“性近神秘”的嫌疑!所以无论他怎样的伟大与深厚,我们的诗人还只是有骨有血的人,不是野人,也不是天神。唯其是人,尤其是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情爱。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十二日在真光讲
                 
  (原刊1924年5月19日《晨报副刊》)

  泰戈尔来华后,既有热烈的欢迎,更有激烈的批评。许多青年尤其是左翼人士有意冷遇泰戈尔,甚至言辞激烈地批评他。一家报纸攻击他,说他是过时人物。有些青年学生认为泰戈尔所代表的印度宗教文化,是落后和不科学的。最让他们反感的是,泰戈尔这个英国殖民地来的老头,竟那么热情地赞扬中国传统文化,而这正是他们近年来竭力反对并要消灭的。5月12日,泰戈尔在真光剧院讲演后,就再也没有讲演。他感觉到了不受欢迎,心里很不愉快,就托病取消了最后三场讲演。  

项 仁: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的中国之旅

  我有几句话想趁这个机会对诸君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听。泰戈尔先生快走了,在几天内他就离别北京,在一两个星期内他就告辞中国。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
  他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非但身体不强健,他并且是有病的。所以他要到中国来,不但他的家属,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医生,都不愿意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比如法国的罗曼罗兰,也都有信去劝阻他。他自己也曾经踌躇了好久,他心里常常盘算他如其到中国来,他究竟能不能够给我们好处,他想中国人自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教育家,他们有他们的智慧、天才、心智的财富与营养,他们更用不着外来的补助与戟刺,我只是一个诗人,我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更没有科学家实利的效用,或是工程师建设的才能,他们要我去做什么,我自己又为什么要去,我有什么礼物带去满足他们的盼望。他真的很觉得迟疑,所以他延迟了他的行期。但是他也对我们说到冬天完了春风吹动的时候(印度的春风比我们的吹得早),他不由的感觉了一种内迫的冲动,他面对着逐渐滋长的青草与鲜花,不由的抛弃了,忘却了他应尽的职务,不由的解放了他的歌唱的本能,和着新来的鸣雀,在柔软的南风中开怀的讴吟。同时他收到我们催请的信,我们青年盼望他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定夺了他东来的决心。他说趁我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决不可错过这最后唯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我幼年时便发心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怅,毋宁利用这夕阳未暝的光芒,了却我晋香人的心愿?
  他所以决意的东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医生的警告,不顾自身的高年与病体,他也撇开了在本国一切的任务,跋涉了万里的海程,他来到了中国。
  自从四月十二在上海登岸以来,可怜老人不曾有过一半天完整的休息,旅行的劳顿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了三四十次!他的,我们知道,不是教授们的讲义,不是教士们的讲道,他的心府不是堆积货品的栈房,他的辞令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兢兢的泛登水面都是生命的精液;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石罅里,不住的欢响;他是百灵的歌声,他的欢欣、愤慨、响亮的谐音,弥漫在无际的晴空。但是他是倦了。终夜的狂歌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亦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
  老人是疲乏了。这几天他睡眠也不得安宁,他已经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差不多是靠散拿吐瑾①过日的。他不由的不感觉风尘的厌倦,他时常想念他少年时在恒河边沿拍浮的清福,他想望椰树的清荫与曼果的甜瓤。  
  ①散拿吐瑾,一种药物。 

  就在真光剧院这场讲演开讲之前,深感失望的徐志摩专门做了解释,让大家理解这位老人。这就是5月19日写的《泰戈尔》,他一如既往地抬高泰戈尔,或许徐志摩是个特别注重人的优点的人,并婉转地指责了那些批评泰戈尔的人。  

——浅谈泰戈尔在清华大学《你们要远离物质主义的毒害》的演讲

  但他还不仅是身体的惫劳,他也感觉心境的不舒畅。这是很不幸的。我们做主人的只是深深的负歉。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悲悯是当初释迦牟尼证果的动机,悲悯也是泰戈尔先生不辞艰苦的动机。现代的文明只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飏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芜秽的心田里只是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更没有收成的希冀。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少数的丈夫,不怕阻难,不自馁怯,肩上抗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满装着新鲜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时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他只是努力的工作,清理一方泥土,施殖一方生命,同时口唱着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将次透露的萌芽。泰戈尔先生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我们亲眼见过他慈祥的阳春似的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大声,我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污抹,谁不曾感觉他至诚的力量,魔术似的,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燃点了理想的光明?所以我们也懂得他的深刻的懊怅与失望,如其他知道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的诬毁他的热忱。我们固然奖励思想的独立,但我们决不敢附和误解的自由。他生平最满意的成绩就在他永远能得青年的同情,不论在德国,在丹麦,在美国,在日本,青年永远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经遭受种种的误解与攻击,政府的猜疑与报纸的诬捏与守旧派的讥评,不论如何的谬妄与剧烈,从不曾扰动他优容的大量,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他的爱心,他的至诚,完全的托付青年。我的须,我的发是白的,但我的心却永远是青的,他常常的对我们说,只要青年是我的知己,我理想的将来就有着落,我乐观的明灯永远不致黯淡。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坠落在怀疑、猜忌、卑琐的泥溷,他更不能信中国的青年也会沾染不幸的污点。他真不预备在中国遭受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自在,他很感觉异样的怆心。
  因此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他差不多是病了。我们当然很焦急的期望他的健康,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他的讲演。我们恐怕今天就是他在北京公开讲演最后的一个机会。他有休养的必要。我们也决不忍再使他耗费有限的精力。他不久又有长途的跋涉,他不能不有三四天完全的养息。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已经约定的集会,公开与私人的,一概撤销,他今天就出城去静养。
  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作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但是同学们,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
  他们说他是守旧,说他是顽固。我们能相信吗?他们说他是“太迟”,说他是“不合时宜”,我们能相信吗?他自己是不能信,真的不能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评只是太新,太早,太急进,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六十年的生涯只是不断的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但他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系?昏乱是在我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亲属?我们何妨说太阳是黑的,我们何妨说苍蝇是真理?同学们,听信我的话,像他的这样伟大的声音我们也许一辈子再不会听着的了。留神目前的机会,预防将来的惆怅!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绩。他的无边的想象是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①;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②像的密仡郎其罗③;他的诙谐与智慧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德④;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必克⑤山顶的大神。他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三春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来从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的流着,不息的流着,我们只是两岸的居民,凭借这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田稻,苏解我们的消渴,洗净我们的污垢。他是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银白的头颅。  
  ①惠德曼,通译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等。
  ②摩西,《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
  ③密仡郎其罗,浪译米盖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画家。
  ④葛德,通译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
  ⑤奥林必克,通译奥林匹斯,希腊东北部的一座高山,古代希腊人视为神山,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都住在山顶。 

  徐志摩说,泰戈尔快要离开中国了,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了,也许永远不能再来了。他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又有病在身。因此他要到中国来,他的家属、亲戚朋友、医生都不想让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如法国的罗曼·罗兰等,也都写信劝阻他。他自己也犹豫了好久,他想他到中国来,能给中国人带来些什么,中国人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而泰戈尔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诗人,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没有科学家的实效,或工程师的建设才能,中国人需要他吗?他自己又为什么要去,他用什么去满足他们的盼望。因此,他延迟了自己的行期。但到了春风吹动时,他感到了一种急迫的冲动。同时也收到了徐志摩等催请的信,盼望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决定东来。他说趁自己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他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就不能错过这最后惟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他幼年时就有心要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中后悔,不如利用这夕阳的光芒了却心愿。  

应梁启超主持的讲学社的邀请,泰戈尔1924年4月12日到达上海,他先后对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7个城市进行了访问,历时近50天。新月派的领军人物徐志摩全程陪同,并担任了演讲的翻译。诗人中国之行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呼吁加强中印两国的友谊,希望两国人民共同担当起发扬东方文明,反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历史使命。他认为,西方实利主义、物质主义的病毒已经侵入中国,他感叹:“余来上海,未曾得丝毫足以表现中国文化之精神,奈诚深以为憾。中国文化正因为物质文明而被创。”他主张“深望于人人心中,引起反抗精神,以维护东方固有之文化。”,鉴于这种思考,1924年5月1日晚,泰戈尔在清华大学作访问演讲中,以诗人在中国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用婉转地口气,对中国社会泛滥的物质主义进行了揭露讽刺。因为在先前的交流中,他知道了争论与反对意见的存在,所以在他的演讲稿中,充满了惆怅、无奈。但是,作为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大诗人,出于道义上的责任感,出于对年轻一代的美好愿望,他又不厌其烦的对他面对的青年人进行劝说、提醒。其执着和良苦用心跃然纸上。

  人格是一个不可错误的实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们是饿惯了的,只认鸠形与鹄面是人生本来的面目,永远忘却了真健康的颜色与彩泽。标准的低降是一种可耻的堕落:我们只是踞坐在井底青蛙,但我们更没有怀疑的余地。我们也许揣详东方的初白,却不能非议中天的太阳。我们也许见惯了阴霾的天时,不耐这热烈的光焰,消散天空的云雾,暴露地面的荒芜,但同时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岂不也感觉一个新鲜的影响,催促我们生命的跳动,唤醒潜在的想望,仿佛是武士望见了前峰烽烟的信号,更不踌躇的奋勇前向?只有接近了这样超轶的纯粹的丈夫,这样不可错误的实在,我们方始相形的自愧我们的口不够阔大,我们的嗓音不够响亮,我们的呼吸不够深长,我们的信仰不够坚定,我们的理想不够莹澈,我们的自由不够磅礴,我们的语言不够明白,我们的情感不够热烈,我们的努力不够勇猛,我们的资本不够充实……
  我自信我不是恣滥不切事理的崇拜,我如其曾经应用浓烈的文字,这是因为我不能自制我浓烈的感想。但是我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我们的诗人,虽则常常招受神秘的徽号,在事实上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最通达人情,最近人情的。我盼望有机会追写他日常的生活与谈话。如其我是犯嫌疑的,如其我也是性近神秘的(有好多朋友这么说),你们还有适之①先生的见证,他也说他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个人:我们可以相信适之先生绝对没有“性近神秘”的嫌疑!所以无论他怎样的伟大与深厚,我们的诗人还只是有骨有血的人,不是野人,也不是天神。唯其是人,尤其是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情爱。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因此,徐志摩说他,“他所以决意的东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医生的警告,不顾自身的高年与病体,他也撇开了在本国一切的任务,跋涉了万里的海程,他来到了中国。”  

面对着一群“你们远远地站在那日出的家乡”的青年学生,客套之后的诗人真诚的发出了提问“现在我是在中国。我问你们,我也问我自己,你们有的是什么,有什么东西你们可以从家里拿出来算是你们给这新时期的敬意?你们必得回答这个问题。你明白你自己的心吗?你知道你自己的文化吗?你们历史中最完善最永久的是什么?”相信,面对这样的提问,当时身陷物质主义囹圄的学生们无言以对。回过头来看,就是生活在所谓太平盛世、和谐社会,而实质上受物质主义的毒害30多年的当今中国社会,其物质主义的毒害比1924年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这些提问,当今中国的学生们,更会是无地自容、无言以对。

  十二日在真光讲  
  ①适之,即胡适(1891—1962),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 

  自登岸后,旅行的劳顿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三四十次。他的讲演,不是教授们的讲义或教士们的讲道,他的心灵不是堆积货品的栈房,他的辞令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流出;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里,不停地啸响;他是百灵的歌声,在无际的晴空弥漫着他那欢欣、愤慨、响亮的声音。但他倦了。终夜的狂歌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也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  

回顾历史,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之所以成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幸存者,所不同于印度等其他民族的,就是我们的斗争哲学和我们的进取精神。在斗争中争取和平的正确策略;不断接受外来先进文化、思想的包容创新品质。而从发展的历史看,泰戈尔生活的那个国家,轻而易举的被外来文化改变、统治,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文化,包括语言和文字。今天,我们重新学习泰戈尔的这些提问,我们可以问心无愧的说,在伟大的毛主席时代,中国人民完全彻底的作了完美的回答。在那个艰苦的、战斗的、辉煌的时代,中国人民和自己的领袖、自己的国家同生死共患难,公而忘私、牺牲奉献,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真正的做到了泰戈尔希望的,让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躲开去”;真正让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甚至达到了让强盗们望风而逃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和平神话(抗美援越战争;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总统秘密来访;化解、粉碎美国、苏联的核威胁等),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中国人民发展了真正属于大多数人的先进文化,外国朋友自觉自愿的引进、传播中国的这些先进大众文化。特别是文革时期,其传播达到了巅峰。文革文化在美国、欧洲、日本、被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所向披靡,让各国的统治集团不得不心悦诚服的纷纷朝拜。如果泰戈尔有幸访问伟大的毛主席时代,相信他也会心悦诚服的拜倒在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面前,他会改变自己空想的理想主义、和平主义的思想哲学,而崇拜学习中国人民的斗争哲学和捍卫东方文化的勇气和智慧。

  本文是徐志摩在一九二四年五月泰戈尔即将离华前所作的一次关于泰戈尔的讲演。既是讲演,就要求词锋犀利直捷,语言酣畅淋漓。而这篇《泰戈尔》,恰恰是感情充沛、陈词恳切,华丽而不流于堆砌,有所指斥又不失其优雅,是一则极为成功的讲演,恐怕也正是直出于徐志摩那种热情洋溢、言为心声的浪漫派诗人的真性情。
  泰戈尔是一位深为我们熟悉、喜爱的印度诗人,他的作品在中国流传极广、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泰戈尔极其重要的功绩——正是他的影响使得繁星春水般的“小诗”茁生在中国新诗在早期白话诗之后难以为继的荒野上。“小诗”的代表诗人冰心就自承是受泰戈尔诗歌的启发而开始写作的。郑振锋在其译《飞鸟集》初版序中说:“小诗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的”,郭沫若也表示无论是创作还是思想都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参见《沫若文集》之《序我的诗》、《太戈尔来华之我见》等篇)。泰戈尔出身孟加拉贵族,受到印式和英式双重教育,他参加领导了印度的文艺复兴运动,深入研究了解印度自己的优秀文化,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素朴美丽的诗文,曾获一九一三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孟加拉的雪莱”。
  泰戈尔来华访问,受到了当时中国文学界的热烈欢迎。但事情总是多方面的。奏戈尔爱其祖国,反对西方殖民文化,故而热心提倡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其本意是积极的,但惜乎与当时中国破旧求新的时代气候不甚相符,而且当时确实有些守旧派试图利用泰戈尔为自己造声势,因此知识界对泰访华确有否定意见;另外,泰戈尔早年曾参加反殖民的政治运动,后因不满于群众的盲目行为而退出,这种作派也与当时中国运动热情高涨的激进知识分子相左。在这种情况下,徐志摩的讲演当然不是无的放矢。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对泰戈尔的某种激烈态度恐怕还是误解的成分居多,而徐的讲演作为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理解和辩护,亦愈来愈显出其识见的可贵之处。
  徐志摩在讲演一开始就采取了以情动人的策略。首先是告诉听众“泰戈尔先生快走了”。以“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之语抓住听众的情感之后,开始铺陈老人来华之艰难程度及其不易的决心:年高体迈,远行不啻是一种冒险,亲友的善意劝阻,似乎缺乏必然的精神动力——正因如此,老人的到来恰见出其对中国的美好感情。而到中国后,奔波讲演使老人疲乏劳顿到只能借助药品来维持其精力。
  当此听众的同情心已自然萌生之时,话头突然一转:“但他还不仅是身体的惫劳,他更感觉心境的不舒畅。”志摩指出:“这是很不幸的!”接着说明泰戈尔来华的目的是“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和“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在说明老诗人的爱心是完全的托付与了青年之后指出青年更不当以偏见和诬毁来排斥一位慈祥的老人的善意。
  下来又是一折:“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虽则老人相信中国的青年不会沾染疑忌卑琐的污点,但他还是决定暂时脱离公众去静养。徐志摩的有所斥刺的话语犹如针在绵中一样锋芒内敛:

  老人是疲乏了。他睡眠时也不得安宁,他已经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感到了风尘的厌倦。他时常想念他少年时在恒河边的清福,他想着椰树的清阴与曼果的甜蜜。但他不仅是身体的疲惫,他也感觉心境的不舒畅。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这个老人,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旅行的辛苦,他为的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为中印中断了千余年的文明。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现代的文明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自大,相猜与相忌,颠覆了人性的平衡。芜秽的心里只有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没有收成的希冀。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人不怕艰难险阻,肩上扛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装满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只是努力地工作,同时唱着嘹亮的歌,鼓舞在黑暗中破土而出的萌芽。泰戈尔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我们亲眼见过他慈祥的阳春似的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声音,徐志摩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抹杀,谁都会感到他至诚的力量,为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点燃了理想的光明。所以徐志摩他们也懂得他的深刻的失望,他也知道部分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诬毁他的热忱。思想的独立是应该奖励的,但决不能附和误解的自由。泰戈尔生平最满意的成绩就在他永远能得到青年的同情,青年永远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经遭受种种的误解与攻击,政府的猜疑、报纸的诬捏、守旧派的讥评,这些激烈的批评从未动摇过他。因为他的希望、信仰、爱心、至诚,完全寄托在青年的身上。他坚信尽管他的胡须、头发白了,但他的心却永远年轻。他常常说,只要青年是他的知己,他理想的将来就有了着落,他乐观的明灯就永远不会暗淡。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坠落在怀疑、猜忌之中,更不能相信中国的青年也会这样。他真没想到在中国遭到了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舒服,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了他身体的疲惫。他差不多是病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讲演了。  

在演讲中,泰戈尔不失时机的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青年人“如其贪心是你们的主要的动机,如其你们只顾得事物的实利,那时你们周遭的美秀与雅致就没有机会存在。贪心的成绩你们不曾见过吗?上海、天津、纽约、伦敦、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这类奇丑的鬼怪世界上到处都是,都是巨大的丑怪。只要他们的手一碰着,有生命的就变死,柔润的就变僵,上帝的慈恩就变成了魔鬼的拨弄。”,“污损的工程已经在你们的市场里站住了地位,污损的精神已经闯入你们的心灵,取得你们的钦慕。假使你们竟然收受了这个闯入的外客,假使你们竟然得意了,假使因此在几十年间你们竟然消灭了你们这个伟大的天赋。那时候剩下来的还有什么?那时候你们拿什么来尽你们对人道的贡献,报答你们在地面上生存的特权?”,因此,他热切的希望青年学生们,抛弃物质主义的毒害,担负起捍卫东方文明的责任“人类的文明是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它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得在这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在这里,我们可以自豪的告诉泰戈尔先生,你的那个希望人类文明的伟大圆满的美好愿望,在我们中国的伟大的毛主席时代已经基本实行,已经做了成功的实践。虽然这个伟大的实践最后被叛徒扼杀,但是,我们相信,她必将成为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一个样板,一个模范。

  “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有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作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但是同学们,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

  他们说他守旧、顽固、“太迟”、“不合时宜”。他自己怎么也无法相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他一生所遇到的批评太多了,六十年的生涯里他不断地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是在冲锋与奋斗。但他奋斗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物质主义。他主张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爱的实现。但他们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肮脏是在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诗人有什么关系?昏乱是在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诗人又有什么关系?  

从泰戈尔访问的所有发言和本次的演讲,总体上看,泰戈尔超越现实的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的观点,在当时时局混乱的东方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引起左右的激烈争论,是必然的。

  句子短促有力,语调铿锵,可以想象,一连五个问号的效果无疑是满场寂静,厅内回荡的是讲演者的激愤。
  徐志摩抓住这个时机把讲演的感情推向了高潮。在紧接着的篇幅相当长而又一气贯注的一段中,志摩用了一连串的问句,感叹句和排比句来反驳关于老诗人“顽固”、“守旧”的不实之词,指出老人一生都在与暴力主义、帝国主义和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作斗争,并热情地赞扬老人伟大的人格,比之为摩西、苏格拉底等历史上的伟人,比之为救主和大神宙斯,又比之为自然界的和风、新芽、阳光、瀚水和喜马拉雅的雪峰——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形象地说明老人人格的高洁和壮丽。
  然后志摩告诫不要因为自己的卑琐而怀疑他人的伟大。接着又是一转:也许你们会因为我徐志摩是个诗人来讲这话而有所疑忌,那么胡适是一个沉厚稳重的人选来说明老人的伟大与深厚,既伟大深厚、又是最富感情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爱”!
  整篇讲演峰回路转、一波三折,又直截了当、一气呵成。缜密的结构、精妙的语言,再加上讲演者的气质风度,当年诗人徐志摩在真光剧场热情洋溢、顾盼神飞的姿态宛然在目。
                           (龙清涛)

  徐志摩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泰戈尔虽然常被授予神秘的徽号,但事实上他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人,是最近人情、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也要人道的温暖与安慰,尤其是中国青年的。“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1924年的中国,正是军阀混战烽火四起的动乱岁月,各种党派、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地盘、权利,你争我斗,纷争不断。社会争端极度激化,党派利益和各种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物质主义在中国大地甚嚣尘上,中国又刚刚经历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在这种内忧外患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主张放弃斗争,采取无原则的和平调和的泰戈尔的访问,其理想主义、超现实的和平主义观点,在当时,掀起中国的文化界的一场激烈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受马列主义影响的陈独秀、瞿秋白、沈雁冰、恽代英、沈泽民等人,始终持警戒批判态度。当时的中国,包括整个东方,在被帝国主义奴役、控制的情况下,泰戈尔一厢情愿的和平愿望,得不到清醒的左翼文化人支持是意料之中的。陈独秀在《向导》、《中国青年》发文抨击泰戈尔“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引导东方的解放运动向错误的道路;简直是为帝国主义者做说客。”瞿秋白评论道:“泰戈尔若真是平民的歌者、奴隶的诗人,他应当鼓励奴隶和平民的积极、勇进、反抗、兴奋的精神,使他们亲密友爱的团结起来,颠覆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然,泰戈尔却不然,他想调和东和西。泰戈尔不是资产阶级绝好的王者之师吗?怪不得中国人这样欢迎他,原来他和孔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泰戈尔先生,谢谢你,我们国内的孔孟多着呢。”沈雁冰更是坚定地表示,泰戈尔“高谈东方文化实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要普告全国青年,我们应该欢迎的泰戈尔是实行农民运动的泰戈尔,去鼓舞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帝国主义的诗人泰戈尔!”相对于左翼的批评,新月派的徐志摩、郑振铎,对泰戈尔的理想主义则是崇拜和欣赏“实质上便是在崇拜同情、创造、自由、和平、教育、博爱,便是在咀咒怀疑、猜忌、卑琐、暴烈主义、武力主义、物质主义。”,郑振铎甚至评价说“他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为我们建立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炅的乐园。”。但是,溢美之词再华丽,对改造社会,改变历史,毫无用处。历史是无情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彻底证明了新月派的幼稚和空想理想主义的失败。代表先进文化,先进思想的左翼和共产党人的斗争哲学,才是保卫和平,争取和平,发扬东方灿烂文化的正确思想。

  泰戈尔在北京停留的最后几天,正当初夏时节,徐志摩陪他游览了法源寺。法源寺是北京名刹之一,以丁香负盛名。徐志摩诗兴大发,曾在树下做诗一夜。为此,梁启超写了一个极能表现徐志摩性格的联语赠给他以纪念此事。“—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泰戈尔不久欣赏了齐白石等在凌叔华家举行的北京画会。在这次茶会上,徐志摩、陈西滢认识了还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凌叔华。  

对于泰戈尔满怀希望的中国之行,对于他的这一次的清华的演讲的成果评价,用鲁迅先生的话来总结恰到好处“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象一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5月20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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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昏时分,列车快要启动了。泰戈尔从车窗向送行的人们双手合十,频频致意。徐志摩则没有伸出头去挥手告别。他铺开纸笔,把满腔的离愁别绪倾泻在白纸上:“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车站上,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里面。车快开动了,他正在给她写信,尚未写完,车就开始蠕动了。他想向林徽因告别一声,但什么也说不出来。胡适大声喊道:“志摩哭了。”恩厚之见徐志摩太伤感,一把把他的信抢了过来替他藏起。在这之前的几天,林徽因告诉徐志摩她马上就要随梁思成去美国留学了。离别的痛苦时时折磨着徐志摩,终于发泄了出来。  

  在太原,泰戈尔的目的是寻求合作,推行他在印度已经实行的农村建设计划。山西的阎锡山当即表示赞同泰戈尔的计划,并许诺晋祠一带的土地给泰戈尔、徐志摩做试验基地,让山西教育厅厅长冯司直具体承办。  

  5月23日离开太原,泰戈尔和徐志摩沿京汉路南下到汉口,取道长江直达上海。一路上,吟诗赏月,欢喜不尽。5月29日,泰戈尔结束对中国的访问,离开上海乘船去了东京。徐志摩和泰戈尔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徐志摩写下他脍炙人口的小诗《沙扬娜拉》。离别日本,徐志摩把泰戈尔专程送到香港,洒泪而别,并相约来年在欧洲相会。  

  泰戈尔在华演讲的主要内容,经整理辑录为《在华谈话录》,于1925年2月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扉页上写着:“感谢我友徐志摩的介绍,得与伟大的中国人民相见,谨以此书为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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